台湾史3：郑成功时代

 
      反清复明

      在荷兰统治台湾的同一时期，满族的势力也在中国扩张中。满族于一六三六年将国名由“后金”改为“大清国”，使朝鲜臣服，威胁着汉族明王朝，大有取代明王朝之势。被满族排挤的明王朝，于一六二八年招抚海盗首领郑芝龙，期待借助其军事与经济力量。

      郑芝龙在日本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为夫妻，一六二四年生下长男郑森。郑森于一六三一年与母亲及幼弟前往中国。那时的明王朝正是奄奄一息，崇祯皇帝于一六四四年自尽，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成为弘光皇帝。可是，郑芝龙所支持的南京政权，抵挡不住清军攻势，仅维持一年而亡，郑氏又在翌一六四五年于福州拥立唐王为隆武帝。此时已廿一岁的郑森去拜谒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无女可赐妻与你为憾。应勿忘朕、尽忠义”。并赐给明王朝的国姓“朱”，名字也改为“成功”。这就是“国姓爷、郑成功”的由来。
 
      清军乘势南进包围福建，于一六四六年八月将隆武帝捕掳，以授官职为条件促郑芝龙投降。虽经郑成功反对，郑芝龙于同年十一月答应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将郑芝龙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则受清军凌辱而自尽。获知此噩耗，郑成功在孔子庙前烧却象征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决心不做读书人，要做一个军人，为君国及父母报仇”。

      得知隆武帝死亡的讯息，逃亡在广东肇庆的桂王于一六四七年即位，并改国号为“永历”。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永历帝，被清军追迫辗转各地，一六五三年爵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于一六六一年亡故。明王朝寿终正寝之后，郑成功及其族人仍继续崇奉明朝的正朔“永历”而不变，表示不承认异族满清，立志“反清复明”。郑成功后来颠覆荷兰的台湾统治，迁移台湾，是为实现复兴明王朝的计划，结果给台湾带来新的命运转变。
      郑成功占领台湾

      郑成功转战中国各地，但是徒劳无功，终于一六六一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厦门、金门两岛的窘况。此时，台湾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债逃到厦门，对郑成功陈述台湾土地豊饶劝其进攻，并献上海图。郑成功将金门及厦门的守备交托长男郑经，以何斌为向导，亲自率领四百余船只及两万五千名将兵，同年四月首先占领澎湖岛，继而将目标指向台湾。

      对荷兰人抱着愤懑，尤其是郭怀一事件后敌忾心加深的台湾移民对郑成功的军队表欢迎。郑成功回避面临海峡的遮兰奢城，袭击防备薄弱的布罗比殿奢城，轻易而得手。郑军更进一步包围遮兰奢城，因而荷兰人笼城固守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台湾长官一方面向巴达维亚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持。但是，由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错失时机，而原住民的支持尚未到达以前便被歼灭。结果，荷兰于一六六二年二月向郑成功投降，撤退至巴达维亚。由此荷兰在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终告结束。

      郑成功占领赤嵌的布罗比殿奢城之后，立即着手划分行政区域。首先把台湾全岛改称为“东都”，将遭破坏的遮兰奢城周围之地命名安平镇。赤嵌及其周围，也即今日之台南市一带称为承天府，北部设天兴县，南部设万年县，并在澎湖岛设安抚司，完成由一府二县一安抚司的行政规划。又亲自率领军队，往探原住民部落示威镇压。郑成功以东都为明王朝的复兴基地，并未僭越称帝，仅停留于“藩主”的地位。

      荷兰统治即将结束时，台湾的人口包括原住民与移民共约十万有余，其中移民据推测有二万余人。郑成功的大军及其家属约三万，可说是中国来台湾的最初的集体移民。由于人口急增，确保食粮成为焦眉之急。郑成功采取的对策，乃是将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所有的“王田”没收，移作新政权所有的“官田”。此外，对承天府与安平镇以及天兴县与万年县的文武官员即除了配给官舍及兵舍所需之土地外，并按家属多寡淮许其取得必要之土地，称为“私田”或“文武官田”。至于驻在各地的部队，在不侵犯原住民与移民所有土地的条件下，淮予开垦土地，称之为“营盘田”﹝屯田﹞。因而以南部为中心的农地开拓 一举而扩大起来，尤其是大规模的“营盘田”多达四十几所，食粮生产也因此而激增。这些农地开发与土地制度，因开启台湾的土地私有制度而引人注目。如此一来，郑氏一族由从前的海上势力伸张，如今陆上也拥有其势力了。

      郑成功之死

      到台湾未满一年，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于一六六二年五月结束了充满波折的生涯，享年三十九岁。他死后，因赞许其赶出荷兰人及开拓台湾的功绩，移民崇奉他为“开山王”，在台南建立“开山庙”。及至清朝时代，于一八七四年得到敕许建庙为“延平郡王祠”，正殿奉祀郑成功，后殿即奉祀其母田川氏。日本统治台湾时，把“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将郑成功予以神化。

      获悉郑成功死讯后，在厦门的郑经立即赶往台湾。郑经在台湾一旦完成继承安排后又回到厦门，但遭到清朝和荷兰的联合攻击，于一六六四年一月带领约七千名将兵及其家属迁台，这是郑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由中国的总撤退。

      郑经迁台后，首先把东都改为“东宁”，原来的二县变更为天兴州与万年州，澎湖岛之外，北路和南路也设置安抚司。而且，又把承天府分为四个坊﹝街﹞与二十四个里等，进行行政区域的重划分，在“坊里制”之下，着手户籍制度的整理，成为“保甲制度”的重要基础。然而，郑经与父亲一样享年三十九岁于一六八一年病死。他十九年间在中国各地，为征战绞尽心力，无暇关心政务，因此，所有政务几乎全部委任郑成功以来的重臣─陈永华。

      陈永华对郑氏政权的台湾经营贡献最大，随着农地开发他确立土地制度、户籍整理、并且筹设行政机构与制度，建立了郑氏政权的基础。他并积极进行住民教育以养成人材、推广海外贸易以确保财源。做为“开山王”郑成功的幕后功臣，陈永华的业绩虽然几被埋没。然而，他的贡献虽大，因为反清复明的国策，同时变成苛敛诛求的压制，使台湾住民痛苦不堪。
      开发与诛求

      郑氏一族迁移台湾以后，清国政府立刻对台湾实施封锁，也即所谓“迁界”“海禁”政策。迁界是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南沿海五省的居民从沿岸往内陆迁移三十里﹝清代的一里为五七六公尺﹞。中间不但不淮居住或农耕，连进入也被禁止，海禁则是禁止渔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规定。但是此封锁政策，反而使与中国的走私猖獗，促进台湾海上贸易的发展。台湾成为对中国走私贸易的一大据点，贸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饱受封锁政策之苦的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居民纷纷迁台定居，成为台湾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

      随着人口增加，台湾的开发逐步有进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还有桃园、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义、新营、左营、凤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脉西侧一一被开拓，耕地面积也大幅地扩大起来。食粮生产显著地增加，不但使台湾住民食粮能自给自足，而且也确保郑氏政权对清国作战必需的兵粮充足有余。

      一方面开发，另一方面郑氏政权为筹措财源，向台湾住民征税不遗余力，其苛酷比较荷兰统治时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氏政权不但承袭荷兰的人头税，又设相当于固定财产税的家屋税，甚至连猪舍鸡舍也课了税。课税对象遍及当时的各产业，牛力制面课以制造税、运搬制糖用甘蔗的台车课以运搬税、盐田课征食盐制造税、特产乌鱼子的捕乌鱼渔船则依船只大小课以捕获税、在港内系留时课以停泊税、渔获时课以渔获税等等，课税名目繁多。征税对宗教界也不例外，僧侣道士要缴纳“特定职业税”。当时不论将兵、移民几乎都是男性，女性极为短缺，如果替人由中国介绍女性作配偶得到礼金时，就要课征结婚介绍税。居民被课征的税负担，可说是苛敛诛求之极。郑氏政权由海外贸易赚得巨大利益，加上由居民榨取税收虽然财政很豊富，但是反清复明的军事作战频繁，因此耗费巨大。居民因苦于重税，怨嗟之念日增，终于对郑氏政权产生绝望。
      内部纷争

      以反清复明为悲愿、经常处于战时体制的郑氏政权，本应团结巩固基本，然而实则其内部纷争不绝。尤其最高统帅藩主的死亡引起族人及政权内部纷争，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团结。

      郑成功猝死当时，在厦门的长男郑经与在台的郑成功胞弟、郑世袭之间发生继承之争。郑经因与弟弟的奶妈私通生子，引起父怒，虽未被处刑，但被认为缺乏藩主素质。因此郑成功死后，郑世袭立即被拥立为继承者，郑经获悉立刻率领军队渡台，经过一番战斗才将继承者王座纳入手中。

      后来，于一六八一年二月郑经死时，郑氏政权又为争夺继承权而内斗。当时，执意要打倒清的主战派冯锡范、刘国轩与重视台湾经营的实务派陈永华对立起来。照理，甫及十六岁的郑经长子郑克臧﹝陈永华女婿﹞应为继承者，但是主战派不承认克臧为郑经之亲生子而将他惨杀，立冯锡范的女婿、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因此，曾经发辉长才于台湾经营的陈永华被换了下来，由冯锡范掌握实权。继承斗争虽系郑氏政权的末期症状，对于虎视眈眈、伺机要消灭郑氏政权的清王朝来说，是好机来到。

      郑氏政权与清王朝的战斗固然激烈，心战也无不用其极。双方互相精心策划向敌方阵营劝降，说它是“奖励叛变的决战”也绝不为过。清王朝于一六七九年在福建漳州开设“修来馆”，对降伏者，文武官保证其官职，士兵则保证或加入清军或复员任其自由，一般人如留辫髲则给银五十两、不留辫髲也给银二十两。清王朝此策果然奏效，因而背叛郑氏政权者陆续出现。为展示其成果并再诱发更多投降者，“修来馆”不仅将投降者，连尚留在郑氏政权一部分文武官员的姓名与职位也加以公布。因此，郑氏政权内部陷入疑心暗鬼的状况，加速了政权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