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张一一的一封信

张一一：
 
      对不起，究竟是我过于寡闻，还是你根本就不出名？反正要不是有人告诉我有个唤做张一一的东西写了些文字骂这省人那省人，我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反胃的。真的，从来，从来未曾听过！虽然你很不要脸地在自我介绍中搬出了徐静蕾和李湘为自己撑门面，但是对不起，就算你确实能和她们扯上关系，然而，然而！我他妈的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说明一下，我是湖北人。
 
      嘿嘿，你大概知道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了吧。
 
      对，没错，我写这封信，就是来骂你的！
 
      第一，关于唯楚有才。你认为湖北人不应该大张旗鼓的提“楚文化”，皆因“唯楚有才”题于岳麓书院的门口，我只能说你装B装得没文化没深度。请注意，楚国在历史上地缘大致覆盖鄂、湘、川等地，至于你讲的那什么“唯楚有才”，乃是清朝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自擂之作，离楚国倾亡已有数千年之遥。如果你果真要傻B兮兮地去找什么“楚文化正宗”，我可以告诉你楚国的都城先定于丹阳，后迁至郢，你可以查一下，这两个地方是现在的哪里！虽然如此，我也必须要告诉你楚国、楚文化不止在湖南，不止在湖北，它就是在楚地！我拜托你，先恶补一下历史。
 
      第二、关于湖北人对屈原的“过份热爱”。要是不提这个，你的浅薄和无知还不至于这么昭然！你大概不知道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屈原生于楚国丹阳，即现在湖北的秭归！屈子诞于丹阳，仕于郢都，他一生的绝大部分光阴都在如今湖北的土地上度过，最后被小人所害，被昏君流放到汩罗江一带，才有了你说的“那一个绝美的前滚翻”——天呐，读到这你这种生个儿子没屁眼的描述，我真是比踩到狗屎还恶心！——所以，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湖北人有百分之一百二充分的理由去纪念伟大的屈原！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倘若有一天”，嘿嘿，你就别发梦了罢！
 
      第三、关于骂娘。太遗憾了，非常非常非常遗憾，你所说的那两句脏话“婊子养的”和“你妈个侉子”，我完全不会。而且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后一句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不过既然你已经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了，那我这辈子要是不用一次，恐怕也对不起你！请听好了：张一一你这个婊子养的，你妈个侉子！
 
      任何地方，任何省份，都有地方标志性的骂语，也都有张口必骂娘，口臭似茅厕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有那样的恶习，就一杆子打死一船的人！就像湖南出了个张一一，他把爹地妈咪生他养他的湖南骂了，又转头骂湖北，那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全湖南人都不是东西吗？？不，当然不能。
 
      至于你说的那什么三大优点，对不起，我都懒得一一去说了，你自己认真看看，你都会觉得是实在没写得了，在那里凑字数。比如“论偷情者，湖北人无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种话，似极了旧时骂街的泼妇，骂到实在没有话骂，但是又不想就此收住，所以就搞一些诸如“你们家几代人都扒灰”之类的化学武器出来，实在是令观者哑然。
 
      书不尽言，只希望有个机会当面掌掴，以快吾心。


                              kissinger
                              2008.10.31 于广东

台湾史1：大航海时代

      美丽岛
      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巴斯戈.达甘马绕过非洲“好望角”由海路到达了印 度。时值大航海时代，从欧洲的史观来看，是 “大发现”的时代。在这一时期里，西欧各国竞相到世界各地从事探险、殖民、贸易、传教活动，把世界地图加以大涂改。
      葡萄牙最先入侵亚洲，于一五一○年占领印 度哥雅、消灭了马六甲王国，将港都马六甲纳入 掌中，因而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独占通往亚洲的海路。继以马六甲为 基地向东南亚及东北亚扩张势力，欲与中国及日本贸易而北上，于一 五三七年占据了澳门。
      葡萄牙水手在台湾近海航行中，看见绿油油的岛影而感叹其美，高呼 Ilha Formosa！ “褔尔摩沙”由此命名。Ilha 是岛 Formosa 是美丽，意即美丽岛。 原来葡萄牙人航行海上，每次发现美丽岛屿都有欢呼Ilha Formosa并以此命名的习惯，所以在非洲、南美以及亚洲各地叫这名字的岛屿据知有十个以上。尽管如此，“福尔摩沙”现已成为台湾的固有名词，尤其是欧美各国，称呼台湾时常称作 Formosa.
      海盗与原住民
      西欧势力东移的同一时期，倭寇及海盗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甚为猖獗。由于地理关系，台湾成为倭寇与海盗的巢窟。倭寇或海盗在中国沿海劫掠，遇到官兵追击，就逃至澎湖岛，然后再到台湾。官兵虽会追至澎湖，但不会穷追到台湾。十六世纪时，明朝对台湾地理不熟，认为那是瘟疫蔓延、可怕的未开化之地。
      十六世纪中叶，台湾除了少数汉族移民之外，早已有马来波里尼西亚土著民族存在。现在这些原住民虽然变成少数民族，当时则分布于台湾全岛。他们虽然同属马来波里尼西亚民族，但是并非同一种族，分为：泰雅(Atayal)、赛夏(Saisiyat)、曹(Tsou)、布农 (Bunun)、 鲁凯(Rukai)、排湾(Paiwan)、阿美 (Ami)、卑南(Puyuma)、 雅美 (Yami)等九族外， 尚有卡塔加兰(Ketagalan)、路易朗(Luilang)、 噶玛兰 (Kavalan)、道卡斯 (Taokas)、巴则海 (Pazeh)、巴玻拉(Papora)、苗雾拺 (Babuza)、 洪雅 (Hoanya)、西拉雅(Siraya)等通称“平埔族”。
 
      这些原住民各有不同的语言与风俗习惯，构成独自的社会。由于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居住区，可想象这些原住民可能是在不同时，从不同地方搬迁而来。平埔族因与汉系移民通婚并且受同化，现在几乎与汉人没有甚么差别。因为分成许多族群，原住民在台湾始终未能建立统一政权或王权，而被外来民族挤压，终于沦为少数民族。
      “台湾 ”的由来
      平埔族以外的原住民，被汉族移民逐渐赶迫入山，俨然变成山岳民族。唯有雅美族住在离岛兰屿，至今仍过着海洋民族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将日本统治时代所命名的“高砂族”改以“高山族”称之。
      不管是高砂族，或是高山族，都是自命“先进民族”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擅自命名的，绝非是该民族自己的称呼。根本上，这是把原住民视为未开化的“生蕃”，而加以轻视。此外，凡是统治过台湾的外来政权，都在所谓“理蕃政策”之下，把原住民和汉族移民隔离，玩弄“分而治之”的策略，蓄意制造原住民“蛮性难驯”的印象。其实，今日的马来波里尼西亚系民族，分布广阔的东南亚岛群，成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婆罗洲等国的主要民族，深以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自傲。反观在台湾的原住民，却自大航海时代至今，继续被压抑而远离近代文明，致使不能享有发展并洗练独自文化传统的环境，尚且由平地被赶至偏僻的山岳地带。
      “Taioan”原非汉语，曾经盘居在台南附近的原住民西拉雅族， 对外来者与客人的称呼“Taian”或“Tayan”被音误为“Taioan”， 汉族移民把它写成“台员”、“大湾”，而日本人即把它拼作“大宛”“大冤”等汉字，后来演变成为岛本身的名词。明朝万历年间 (1573-1620) 始以“台湾”称呼，荷兰人也曾以“Taioan”书写 。
      由台湾名称的由来，也可以看出，外来者对原住民来说，只不过是“过客”而已。不知何时原住民竟被“客人”喧宾夺主，当作“理蕃政策”的对象，并以“生蕃”对待。这一点，和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及印第奥人所遭遇的命运有极其相似之处。
      荷兰人的意外斩获
      荷兰比较葡萄牙或西班牙入侵亚洲慢了一步，一五九六年才来到今日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荷兰把它称为巴达维亚﹞。然后于一六○二年， 设立人类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叫做“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新占获的殖民地，总公司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巴达维亚建立据点的荷兰，立即图谋与中国、日本贸易，进而为此寻求中途基地。以巴达维亚为基地的荷兰舰队驶向台湾海峡的澎湖群岛，于一六○三年在主要的澎湖岛上陆。这是西欧势力第一次踏入台湾的土地。
      澎湖岛虽然在元朝时代设有巡检司，但是明朝于一三八八年废止巡检司，并放弃了澎湖群岛。获得荷兰舰队到来的消息后，明朝立即派兵把荷兰人赶出澎湖岛。荷兰舰队占领澎湖岛失败之后，企图攻占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也遭败北，于一六二二年七月再度试图占领澎湖岛，终于获得成功。
      荷兰舰队登陆澎湖岛后，动员居民与港内渔船的船员，在马公构筑要塞，建立起连接巴达维亚─马公─中国─日本的贸易据点，同时企图掌握台湾海峡的霸权。明朝于一六二三年九月宣布中国东南沿岸的海禁令﹝禁止船舶出入﹞作为对策，一六二四年一月举兵攻打澎湖岛。攻防历时八个月之后，明朝以荷兰舰队退出澎湖群岛为条件，承认荷兰的台湾占领权，并同意与荷国贸易而提出停战协议。对荷兰来说，这是出乎预料的好条件。即使固守澎湖岛，也敌不过明朝军势，何况台湾比澎湖岛不但地大，而且位于东亚贸易路线的要冲，并已与日本进行着贸易。若能拥有台湾，也有独占与中国及日本贸易的可能性。于是立即签订停战协议，荷兰舰队将澎湖岛上的要塞以及其它军事设施加以破坏后移至台湾岛。
      明朝竟会如此简单地同意荷兰占领台湾岛，原因别无其它，因为中国根本未曾把这块土地看作自已的领土。　

台湾史2：荷兰统治时代

 
      遮兰奢城与布罗比殿奢城
      荷兰舰队自澎湖岛撤退后，立即驶向台湾，一六二四年八月廿六日登陆于台湾南部、现在的台南近郊安平。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透过派遣在巴达维亚的总督任命了台湾 长官。这个台湾长官回异于各地荷兰商馆的馆长，除了贸易业务之外，他也是殖民地行政的负责人。
      荷兰人登陆台湾之后，立即从事于第一座城堡的兴建，经过八年余时间才把遮兰奢城﹝今之古迹“安平古堡”﹞完成。遮兰奢城开工的第二年﹝一六二五年﹞，又在赤崁开始营建布罗比殿奢城﹝今称为赤崁楼﹞。这两座城堡虽然在军事上都具有要塞的性质，但是遮兰奢城偏重于对外贸易，布罗比殿奢城即充作办公室、官员宿舍及仓库使用。荷兰不比明王朝，非常了解台湾的价值─不但可作为贸易的据点，而且因土地肥沃物产豊富，所以一开始对经营台湾意兴极高。
      统治台湾的三十八年期间，荷兰在台湾所投入的人员不超过二千人，其中半数是士兵。因为自从登陆台湾一开始，就必须防备原住民和中国移民的反抗以及为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入侵而防备，城堡上安装的炮台，是为了对付外敌，同时也是为对付原住民与中国移民。意外的是，原住民及移民对于荷兰的登陆与占领，不但没有反抗，甚至协力建造城堡，殊不知所建的城塞日后竟成为用来压制他们的武器。

      原住民的教化与镇压

      荷兰登陆台湾后第一个面临的，是如何对付原住民的问题。当初，原住民虽然没有“领土”概念，但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意识。以往侵入台湾的倭寇或海盗，虽以台湾作为“巢窟”，但未曾把它视为“领土”，所以和原住民之间并无主从关系。如今荷兰人要君临斯土，原住民成为被统治者，失去长久以来所享的自由，随时会起来反抗。荷兰人为了对付原住民，一面施以基督教教化，另一面以武力镇压，直到把原住民完全掌握住为止，花费了十几年的岁月。

      布罗比殿奢城开工后不久，于一六二七年基督教牧师侃第纽斯由巴达维亚奉派来台，其后也有多位传教士续到达，努力向原住民传教。这些传教士不仅把基督教传给台湾、缓和了原住民的抵抗，同时也成为台湾接触欧洲文化的契机。传教士为了对没有文字的原住民传教需要，将原住民的语言罗马字化以印制圣经等，在文化史上留下不少痕迹。居住在台南近郊新港、使用西拉雅语的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用罗马字所交换的土地契约“新港文书”等，是研究当时风俗习惯的宝贵史料。
      贪婪的荷兰人

      荷兰利用原住民的土地与移民的劳动力获取巨利。转口贸易方面，从巴达维亚运来东南亚的香料、钖、琥珀、木绵、鸦片，由日本输入白银，由中国输入丝绸、陶器、汉药材与黄金，由台湾则向日本输出砂糖与鹿皮，向中国除了砂糖、鹿肉干之外，亦输出在巴达维亚收集的东南亚产品。还有由台湾向巴达维亚及阿姆斯丹输出丝绸、陶器与黄金。由此多角贸易所获得的利益非常之大。

      自荷兰领台以后，在台湾出没的海盗锐减，荷兰人统辖所及的地区被一扫而空。然而，转口贸易的船只却常在海上遭袭击而困扰，遂与当时最活跃、势力雄大的中国海盗头目郑芝龙订立协定，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       贸易的成功，幕后竟有赖于海盗的协助。由台湾的主要输出品鹿皮、鹿肉、砂糖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台湾是鹿的栖息地、砂糖的产地。荷兰对原住民及移民捕鹿加以奖励，同时对捕猎器课税得利，再由贸易获取庞大利益。这是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台湾的鹿群几乎绝灭，虽然不全是因为荷兰滥捕的结果，但是最大的原因则是在此。

      荷兰在台湾的苛敛诛求，正是重商主义时代的殖民地经营方式。对所有的生产与消费课以重税，并对新来的中国移民课征人头税。因此引起原住民和移民的反感，不断有人起来反抗。
      王田制与农业开发

      荷兰一方面由转口贸易获取暴利，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农业开发。因循其本国的“王田制”把所有土地归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所有，再租借给移民，从这些佃农征收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田租。至于荷兰统治时代所采用以九七○○平方公尺为一甲的土地面积计算单位，则被延用至今日。

      公司对垦荒移民贷给农具、耕牛、开发资金，同时替他们开凿埤圳，保护他们免受原住民的攻击。殖民地经营原本则非“慈善事业”，对垦荒移民的支持与保护完全是为了提高公司业绩。荷兰不但将原品种加以改良，并且进行新品种蔬菜水果的移植。其中，蕃介蓝﹝高丽菜﹞、荷兰豆﹝碗豆﹞、蕃茄﹝南部称柑仔蜜﹞、芒果、蕃姜﹝辣椒﹞的移植获致成功，成为今日极普遍的农产品。又自印度引进黄牛，对当时几乎全靠人力的农业生产力显著地增强。荷兰在南北设两个牛头司﹝繁殖场﹞致力于黄牛的繁殖。农业开发的结果，荷兰领台初期尚须进口的食米，不久之后不但能自给自足，且有余米输出了。

      农业开发中值得特书的，则是培养砂糖产业。台湾南部本来就适于栽培制糖用甘蔗，荷兰领台以前已在生产砂糖，并以输出。荷兰看中砂糖输出的利益，建立甘蔗农场从事于砂糖的增产，使其成为重要的输出产业。自此约三百年，制糖事业继续占着台湾输出产业的重要地位。
      西班牙人占领北部

      为转口贸易据点抢滩，目标指向台湾的，不仅是荷兰而已。早将菲律宾纳入手中的西班牙也想染指台湾。西班牙为确保菲律宾的安全，并为防止对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被荷兰独占，于一六二六年五月五日由马尼拉派遗一支舰队，企图占领台湾北部。西班牙舰队避免与荷兰发生冲突，迂回由台湾东部沿海北上到达东北端，将该地命名 San Diago 岬﹝后来的三貂角﹞。次日在鸡笼﹝今日之基隆﹞登陆举行占领式，在这里构筑圣萨尔瓦多 San Salvador 要塞。两年后，又沿西海岸北上，将沪尾﹝今日之淡水﹞占领，在此构筑圣多明哥 San Domingo要塞。第二年，荷兰派遗舰队想排斥西班牙，但反而被击退。当时荷兰人付出全力经营台湾南部，没有余力阻止西班牙人占领北部。

      西班牙虽然占领台湾北部，不仅对日本及中国的转口贸易，连对日本传布天主教的期待也未能如意。而且，由马尼拉来的补给常常受阻于台风，连船一起消失于太平洋，为数不多的要员，多半被原住民袭击或患疟疾等疫疠而倒下。西班牙占台计划因而受挫，一六三八年将淡水的圣多明哥要塞加以破坏而撤退。连剩下的基隆基地，也因缩小防卫体制而减少前进基地和转口贸易的功能。眼见台湾北部西班牙占领势力弱化，荷兰于一六四二年夏派遗舰队，花了三个月时间，终于同年九月三日攻下基隆，至此结束了西班牙的台湾北部占领。由于西班牙的撤退，以台湾南部为中心的荷兰统治遂扩展至北部。

      西班牙占领台湾时间虽短，其间为开发所需劳力，从中国招来新移民，与原住民共同从事拓荒，尤其致力开采北投的硫磺。西班牙为了向原住民与移民传布天主教而编纂『淡水语辞典』，透过医疗传教、疟疾治疗、传授西方医学知识等，与南部荷兰人传布基督教一样，对台湾的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郭怀一起义

      依靠武力的殖民地统治，无疑会招来被统治者的反抗。荷兰统治台湾期间，原住民反抗与起义频频发生，其中一六三五年与三六年发生的“麻豆事件”与“萧珑事件”是原住民被屠杀最多的事件。这些事件后，荷兰人迫使原住民在各地举行表示服从的“归顺式”。这种“归顺式”在日本统治台湾初期，也被应用作为对付台湾人的策略。

      荷兰为开发需要劳力，从对岸的中国引进大量移民，把他们奴役后再课以重税。移民的愤懑与怨恨一年一年增高，终于发展成郭怀一为首的武装起义。这是对苛政忍无可忍，一件无可避免的事件。

      据传说，郭怀一原系海盗头目郑芝龙的部下，荷兰领台后继续居住赤崁附近务农，在移民中颇符众望。郭怀一于一六五二年九月七日，集合同志计谋起义，决定在秋夜行动。不料因其胞弟告密，起义的事被荷兰当局知悉，郭怀一仓皇之下，翌晨率领一万六千人攻向布罗比殿奢城，并加以占领。荷兰人立即由遮兰奢城派来军队，又得到两千名原住民支持，夺还布罗比殿奢城，郭怀一与约四千名同志一起战死。事后，与起义有关的移民一千数百名也被残杀。在人数上起义部队虽然占优势，但是以锄头、犁、棍棒、竹枪为武器，当然无法对抗荷兰兵和原住民手中的现代武器，所以只有溃败一途。

      郭怀一的起义，是多数移民反抗少数荷兰人统治者的暴政，也是移民权利意识的表现。而且，起义的失败可以说是原住民与移民被分化的结果。在荷兰人离开台湾之后，分化政策成为新的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段。

台湾史3：郑成功时代

 
      反清复明

      在荷兰统治台湾的同一时期，满族的势力也在中国扩张中。满族于一六三六年将国名由“后金”改为“大清国”，使朝鲜臣服，威胁着汉族明王朝，大有取代明王朝之势。被满族排挤的明王朝，于一六二八年招抚海盗首领郑芝龙，期待借助其军事与经济力量。

      郑芝龙在日本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为夫妻，一六二四年生下长男郑森。郑森于一六三一年与母亲及幼弟前往中国。那时的明王朝正是奄奄一息，崇祯皇帝于一六四四年自尽，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成为弘光皇帝。可是，郑芝龙所支持的南京政权，抵挡不住清军攻势，仅维持一年而亡，郑氏又在翌一六四五年于福州拥立唐王为隆武帝。此时已廿一岁的郑森去拜谒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无女可赐妻与你为憾。应勿忘朕、尽忠义”。并赐给明王朝的国姓“朱”，名字也改为“成功”。这就是“国姓爷、郑成功”的由来。
 
      清军乘势南进包围福建，于一六四六年八月将隆武帝捕掳，以授官职为条件促郑芝龙投降。虽经郑成功反对，郑芝龙于同年十一月答应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将郑芝龙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则受清军凌辱而自尽。获知此噩耗，郑成功在孔子庙前烧却象征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决心不做读书人，要做一个军人，为君国及父母报仇”。

      得知隆武帝死亡的讯息，逃亡在广东肇庆的桂王于一六四七年即位，并改国号为“永历”。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永历帝，被清军追迫辗转各地，一六五三年爵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于一六六一年亡故。明王朝寿终正寝之后，郑成功及其族人仍继续崇奉明朝的正朔“永历”而不变，表示不承认异族满清，立志“反清复明”。郑成功后来颠覆荷兰的台湾统治，迁移台湾，是为实现复兴明王朝的计划，结果给台湾带来新的命运转变。
      郑成功占领台湾

      郑成功转战中国各地，但是徒劳无功，终于一六六一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厦门、金门两岛的窘况。此时，台湾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债逃到厦门，对郑成功陈述台湾土地豊饶劝其进攻，并献上海图。郑成功将金门及厦门的守备交托长男郑经，以何斌为向导，亲自率领四百余船只及两万五千名将兵，同年四月首先占领澎湖岛，继而将目标指向台湾。

      对荷兰人抱着愤懑，尤其是郭怀一事件后敌忾心加深的台湾移民对郑成功的军队表欢迎。郑成功回避面临海峡的遮兰奢城，袭击防备薄弱的布罗比殿奢城，轻易而得手。郑军更进一步包围遮兰奢城，因而荷兰人笼城固守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台湾长官一方面向巴达维亚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持。但是，由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错失时机，而原住民的支持尚未到达以前便被歼灭。结果，荷兰于一六六二年二月向郑成功投降，撤退至巴达维亚。由此荷兰在台湾长达三十八年的统治终告结束。

      郑成功占领赤嵌的布罗比殿奢城之后，立即着手划分行政区域。首先把台湾全岛改称为“东都”，将遭破坏的遮兰奢城周围之地命名安平镇。赤嵌及其周围，也即今日之台南市一带称为承天府，北部设天兴县，南部设万年县，并在澎湖岛设安抚司，完成由一府二县一安抚司的行政规划。又亲自率领军队，往探原住民部落示威镇压。郑成功以东都为明王朝的复兴基地，并未僭越称帝，仅停留于“藩主”的地位。

      荷兰统治即将结束时，台湾的人口包括原住民与移民共约十万有余，其中移民据推测有二万余人。郑成功的大军及其家属约三万，可说是中国来台湾的最初的集体移民。由于人口急增，确保食粮成为焦眉之急。郑成功采取的对策，乃是将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所有的“王田”没收，移作新政权所有的“官田”。此外，对承天府与安平镇以及天兴县与万年县的文武官员即除了配给官舍及兵舍所需之土地外，并按家属多寡淮许其取得必要之土地，称为“私田”或“文武官田”。至于驻在各地的部队，在不侵犯原住民与移民所有土地的条件下，淮予开垦土地，称之为“营盘田”﹝屯田﹞。因而以南部为中心的农地开拓 一举而扩大起来，尤其是大规模的“营盘田”多达四十几所，食粮生产也因此而激增。这些农地开发与土地制度，因开启台湾的土地私有制度而引人注目。如此一来，郑氏一族由从前的海上势力伸张，如今陆上也拥有其势力了。

      郑成功之死

      到台湾未满一年，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于一六六二年五月结束了充满波折的生涯，享年三十九岁。他死后，因赞许其赶出荷兰人及开拓台湾的功绩，移民崇奉他为“开山王”，在台南建立“开山庙”。及至清朝时代，于一八七四年得到敕许建庙为“延平郡王祠”，正殿奉祀郑成功，后殿即奉祀其母田川氏。日本统治台湾时，把“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将郑成功予以神化。

      获悉郑成功死讯后，在厦门的郑经立即赶往台湾。郑经在台湾一旦完成继承安排后又回到厦门，但遭到清朝和荷兰的联合攻击，于一六六四年一月带领约七千名将兵及其家属迁台，这是郑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由中国的总撤退。

      郑经迁台后，首先把东都改为“东宁”，原来的二县变更为天兴州与万年州，澎湖岛之外，北路和南路也设置安抚司。而且，又把承天府分为四个坊﹝街﹞与二十四个里等，进行行政区域的重划分，在“坊里制”之下，着手户籍制度的整理，成为“保甲制度”的重要基础。然而，郑经与父亲一样享年三十九岁于一六八一年病死。他十九年间在中国各地，为征战绞尽心力，无暇关心政务，因此，所有政务几乎全部委任郑成功以来的重臣─陈永华。

      陈永华对郑氏政权的台湾经营贡献最大，随着农地开发他确立土地制度、户籍整理、并且筹设行政机构与制度，建立了郑氏政权的基础。他并积极进行住民教育以养成人材、推广海外贸易以确保财源。做为“开山王”郑成功的幕后功臣，陈永华的业绩虽然几被埋没。然而，他的贡献虽大，因为反清复明的国策，同时变成苛敛诛求的压制，使台湾住民痛苦不堪。
      开发与诛求

      郑氏一族迁移台湾以后，清国政府立刻对台湾实施封锁，也即所谓“迁界”“海禁”政策。迁界是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南沿海五省的居民从沿岸往内陆迁移三十里﹝清代的一里为五七六公尺﹞。中间不但不淮居住或农耕，连进入也被禁止，海禁则是禁止渔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规定。但是此封锁政策，反而使与中国的走私猖獗，促进台湾海上贸易的发展。台湾成为对中国走私贸易的一大据点，贸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饱受封锁政策之苦的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居民纷纷迁台定居，成为台湾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

      随着人口增加，台湾的开发逐步有进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还有桃园、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义、新营、左营、凤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脉西侧一一被开拓，耕地面积也大幅地扩大起来。食粮生产显著地增加，不但使台湾住民食粮能自给自足，而且也确保郑氏政权对清国作战必需的兵粮充足有余。

      一方面开发，另一方面郑氏政权为筹措财源，向台湾住民征税不遗余力，其苛酷比较荷兰统治时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氏政权不但承袭荷兰的人头税，又设相当于固定财产税的家屋税，甚至连猪舍鸡舍也课了税。课税对象遍及当时的各产业，牛力制面课以制造税、运搬制糖用甘蔗的台车课以运搬税、盐田课征食盐制造税、特产乌鱼子的捕乌鱼渔船则依船只大小课以捕获税、在港内系留时课以停泊税、渔获时课以渔获税等等，课税名目繁多。征税对宗教界也不例外，僧侣道士要缴纳“特定职业税”。当时不论将兵、移民几乎都是男性，女性极为短缺，如果替人由中国介绍女性作配偶得到礼金时，就要课征结婚介绍税。居民被课征的税负担，可说是苛敛诛求之极。郑氏政权由海外贸易赚得巨大利益，加上由居民榨取税收虽然财政很豊富，但是反清复明的军事作战频繁，因此耗费巨大。居民因苦于重税，怨嗟之念日增，终于对郑氏政权产生绝望。
      内部纷争

      以反清复明为悲愿、经常处于战时体制的郑氏政权，本应团结巩固基本，然而实则其内部纷争不绝。尤其最高统帅藩主的死亡引起族人及政权内部纷争，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团结。

      郑成功猝死当时，在厦门的长男郑经与在台的郑成功胞弟、郑世袭之间发生继承之争。郑经因与弟弟的奶妈私通生子，引起父怒，虽未被处刑，但被认为缺乏藩主素质。因此郑成功死后，郑世袭立即被拥立为继承者，郑经获悉立刻率领军队渡台，经过一番战斗才将继承者王座纳入手中。

      后来，于一六八一年二月郑经死时，郑氏政权又为争夺继承权而内斗。当时，执意要打倒清的主战派冯锡范、刘国轩与重视台湾经营的实务派陈永华对立起来。照理，甫及十六岁的郑经长子郑克臧﹝陈永华女婿﹞应为继承者，但是主战派不承认克臧为郑经之亲生子而将他惨杀，立冯锡范的女婿、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因此，曾经发辉长才于台湾经营的陈永华被换了下来，由冯锡范掌握实权。继承斗争虽系郑氏政权的末期症状，对于虎视眈眈、伺机要消灭郑氏政权的清王朝来说，是好机来到。

      郑氏政权与清王朝的战斗固然激烈，心战也无不用其极。双方互相精心策划向敌方阵营劝降，说它是“奖励叛变的决战”也绝不为过。清王朝于一六七九年在福建漳州开设“修来馆”，对降伏者，文武官保证其官职，士兵则保证或加入清军或复员任其自由，一般人如留辫髲则给银五十两、不留辫髲也给银二十两。清王朝此策果然奏效，因而背叛郑氏政权者陆续出现。为展示其成果并再诱发更多投降者，“修来馆”不仅将投降者，连尚留在郑氏政权一部分文武官员的姓名与职位也加以公布。因此，郑氏政权内部陷入疑心暗鬼的状况，加速了政权崩溃。

台湾史4：清朝时代

 
      清军的占领

      清王朝在未完全控制中国本土以前，为了争取时间与郑氏政权边打边谈。一六八一年十月，清王朝一旦将中国平定后，立即倾全力以打倒台湾的郑氏政权。这时清康熙皇帝排除众议，起用背叛郑氏的施琅为福建水师都督，担任攻台总指挥，因而熟知台湾状况的施琅为清廷建立了汗马功劳。

      施琅于一六八三年七月八日，率领三百余船只及二万余名兵员，经过一星期战斗攻下澎湖岛后，用计将俘掳送返台湾，散播谣言以动摇民心。施琅的军队在澎湖停留期间，郑氏政权早已陷入恐慌状态，掌权的冯锡范与刘国轩劝郑克塽投降。同年七月三十一日，郑氏政权派遣使者至澎湖岛传达要无条件投降。施琅接受后，于九月五日派代表到台湾，命其留辫发以示向满州王朝臣服，取走郑氏政权的印玺，并要求提出政府的财产目录。同月二十二日，施琅率兵不流血而占领了台湾。      

      对郑氏的酷政不满的移民，欢欣鼓舞地迎接施琅及其军队。施琅颁布三年免税，以收揽民心。二十七日，郑氏政权的第三代藩王郑克塽伴随文武百官，着辫发表示归顺，正式投降。经过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代、共廿三年的郑氏政权就此闭幕。于是台湾在荷兰、郑氏政权之后，接着迎接清国的统治时代。
      “台湾弃留疏”

      清王朝虽然消灭了郑氏政权，但对领有台湾仍很消极。当初有关台湾弃留的众议中，“放弃论”竟占上方，只有施琅固执着“领有论”。“放弃论”认为台湾不过是一个偏离中国的海中孤岛，自古以来系海盗、逃犯、逃兵等亡命之徒的巢窟，所以主张领有无益。不过，澎湖岛因系军事要冲，应以元朝为例，加以占有当作东支那海的前线基地，将现居台湾的汉族移民全部送回中国的原籍地。熟知台湾、征台有功的施琅，反对这种主张并向康熙皇帝提出有关放弃与领有台湾利弊的奏文“台湾弃留疏”，力陈领有台湾的重要性。

      施琅的呈文大意是说：台湾系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四省的屏障，土地肥沃、物产豊富。即使放弃台湾，遣送移民之策也不切实际，移民反而会逃入深山，与原住民结伙，继而与中国内地偷渡而来的罪犯或游民合流，成群结党袭搫中国沿海，无疑为将来留下祸根。而且过去统治过台湾的荷兰，一定会卷土重来占领台湾，对澎湖岛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康熙皇帝接纳施琅的呈奏，于一六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达领有台湾的敕令。台湾的命运，可以说自此制定了方向。

      移民限制

      清国虽然领有台湾共二百一十二年，但一直到一八七四年约一百九十年间，经营至为消极。其经营的基本方针，重点在防止台湾再度沦为盗贼巢窟或反政府势力的基地。清廷的台湾经营踪然消极，仍不能阻止来自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的移民潮，于是台湾以农业为中心，开发逐步有了进展。

      清国政府决定领有台湾后，将台湾与澎湖列岛置于福建省管辖下，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管厦门与台湾。并将郑氏时代的承天府改为台湾府，在台湾府下设置台湾、凤山﹝郑氏时代的万年州﹞、诸罗﹝同、天兴州﹞等三县。分巡台厦兵备道虽然兼管军事及行政，但以行使军事权维持治安为主。清国政府对防范官吏与兵队背叛极为用心，规定往台湾赴任的官吏任期为三年，任期届满立即调回中国，并禁止家属同行。总数约一万的陆军和海军部队也每三年调动一次，称为“班兵制”，并禁止由台湾当地募兵。这是害怕长期驻台会本土化，与台湾居民串通造叛。

      清国降伏郑氏政权不久，把十几万移民强制遣返中国大陆，使台湾变成“人去业荒”。而且为处置留下来的移民，颁布“台湾编查流寓则例”，实施全面性的人口调查。残留移民中，无妻儿或产业的立刻遣返原籍地、如有妻儿或产业而愿继续留在台湾者，须向原籍地的官府申请，由分巡台厦兵备道审核，犯案者则不管有无妻儿产业，一律送回原籍审判，不淮再渡海来台。

      决定台湾领有同时，渡台虽被认可，但受到严格限制。清国政府颁布三条渡航限制令：﹝1﹞ 拟渡台者，须取得原籍地官府的同意书，由分巡台厦兵备道审查，再经过“台湾海防同知”﹝台湾海岸守备队司令官的最后审查通过方可，偷渡者则从严处罚，﹝2﹞ 拟渡台者不准携眷同行，已渡台者也禁止家属赴台团聚，﹝3﹞ 广东省东部为海盗巢窟，居民具有盗贼因习，故禁止渡台。

      广东省东部为多数“客家”族聚居的地方，传说第三条系因施琅对客家持有偏见而设的。不管原因如何，台湾的客家移民比较闽南泉州、漳州的移民落后许多，是事实。领台当初清国政府为着治安将原有的移民削减、限制新移民，并禁止妻儿来台，把妻儿留在原籍地当“人质”以抑制台湾人口的增加。

      清国政府虽然严格限制渡航，偷渡赴台的人却日益增加。沃野千里的台湾，对人口过剩的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尤其对福建省的人来说，正是充满希望的新天地。偷渡到台湾，首先必须穿过官府严密的监视网，再横越台湾海峡的巨浪。台湾海峡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天险”，澎湖列岛附近危险海流的“黑水沟”，曾经吞没无数船只。偷渡者要平安到达台湾，极不容易。尽管牺牲者众多，目标指向台湾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开发的限制

      清国政府限制中国东南沿海居民渡航来台，并对已在台湾的移民施以“封山令”。所谓封山令，就是禁止移民进入原住民地区开垦。封山令一见之下似在保护原住民，防止移民与原住民冲突，实际上是为防止叛乱的移民逃入山区，与原住民结合谋反。在封山令下，清国政府把原住民与移民隔离并设分界线，不但把原住民封闭在内，同时禁止移民越界与原住民交流或通婚，犯规者加以严罚。对未能察觉移民越界的管辖官吏降级调职。

      清国政府为防止移民私藏武器，不仅将铁与铁制品的输入，就连铸造也长期加以禁止。农具的打造须要政府许可，全台湾经政府认可的打铁店只有二十七家，所需的生铁材料也指定由福建漳州输入。此外，因台湾属于亚热带地区，原始竹林广范分布，因害怕居民用竹枪或竹竿当作武器，而禁止竹的采伐、搬移或输出。

      附带一连串限制和严酷罚则的封山令，削弱了农业生产力，且阻碍了台湾的开发。但是，随着岁月的经过，这些措施与渡航限制一样，变成有名无实。台湾的农业开发虽缓慢，但也有进展。郑氏时代的点与线的开发逐渐扩张，变成为全面性的开发。
      农业开发与行政区域的扩大
      清国政府所颁布的严罚的禁令，因时间的经过或由于执法官员的腐化，都个个被击破。人口逐渐增加，随着农业的开发，行政区域也扩大起来。 领有台湾当时，清国政府几乎全部承袭郑氏政权的行政机构与区划，南部在台湾府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后来因为人口增加、开发也有进展，于一七二三年将诸罗县分成诸罗县、彰化县与淡水厅。一七二七年由于军事上的考虑设立澎湖厅，台湾府变成四县二厅。至一七六○年，客家移民的禁令撤消后，渡台限制大幅缓和，移民潮滔滔涌向台湾。

      农业开发延及横越中央山脉的台湾东部，于一八○九年在东北蛤玛兰﹝今日之宜兰﹞设立蛤玛兰厅。清国政府对台湾的经营由消极变为积极，原因是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出兵。那时，皇帝派遣钦差沈葆桢来台视察。沈葆桢提出意见书建议将实施一九○年之久、已名无实的渡航限制与封山令等全面撤废。翌一八七五年，依照开发实况，把台湾全岛划为二府七县五厅，也即台湾府下的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恒春县、澎湖厅、卑南厅﹝今日之台东﹞、埔里厅，与台北府管辖下的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淡水厅等。由此新划定的行政区域可知，台湾的农业开发大致已遍及全岛。
      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

      清国政府对台湾经营态度消极并以维持治安为重点，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在二百十二年之间，竟有发生过大小约一百件武装起义和骚扰事件的记录。当时的台湾，是个疟疾等风土病蔓延、毒蛇栖息之地，清国官吏以剽悍的居民“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为理由，对往台湾赴任踌躇不前。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和骚扰事件多数由移民所发起，对清国政府的贪官污吏不满乃是主要原因。被派遣来台的官吏，一般来说都不是优秀的，而且薪水也偏低。领台初期的分巡台厦兵备道的道台﹝长官﹞年俸为银六十二两，各县的知县﹝县长﹞为二十二两半，士兵的月给包括衣食住为银二两，换算年俸为廿四两。由此可见官吏的待遇是何等低微。因此，官吏的渎职贿赂横行成为家常便饭，致使居民受尽苦楚。

      官吏渎职、受贿等恶习可说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台湾官吏腐败的情形，极为深刻。为改善待遇以使官吏清廉，自一七四三年起开始虽然支给“养廉银”，可是官吏渎职与受贿不但不见减少，反而继续恶化。士兵亦在班兵制之下士气不振、多数沈迷于赌博与游乐，或勤于赚取外快。

      武装起义或骚扰事件当中，一七二一年的朱一贵之乱、一七八六年的林爽文之乱、以及一八六二年的戴潮春之乱，被称为清朝统治下台湾的三大“叛乱案”。朱一贵之 乱，七日而扩及台湾全岛，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建年号为“永和”，与清兵在各地展开战斗将近一年后，终于被镇压。林爽文之乱与朱一贵之乱相隔六十五年，复明的意识已经淡薄，林是为官府所迫而起兵，建年号“顺天”，作乱一年有余。以林爽文之乱为界，后来的起义或骚扰事件比较偏重于经济性诉求，未能发展至全岛的规模。戴潮春之乱就是如此，以台湾中部为中心攻防达三年之久。镇压这些事件，仅靠驻台部队显然人手不足，几乎每次都必由中国本土调动精锐部队前来支持。
      原住民的汉化

      武装起义或骚扰事件绝大多数由移民发起，但是其中也有由原住民发起者。原住民的起义，多因不满苛政与反对移民侵犯而引起。但是因为原住民分为多种族，集结力薄弱，以致未能发动全面性起义。

      清朝对台湾经营未转积极之前，由于渡航限制，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是单身汉。移民与原住民间交流或通婚虽被禁止，但实际上进行的很多。通婚也是原住民人口成长率低的原因之一，因为所生的孩子被当作汉族移民。清国政府早已将居住于平野且顺服教化的原住民称为“熟蕃”或“平埔族”﹝平地原住民﹞，居住山区不及“教化”者称为“生蕃”﹝山地原住民﹞而加以区别。与移民通婚的，几乎全都是平地原住民。曾有俗语说：“台湾有唐山公、无唐山妈”，意即在台湾虽有中国人祖父，却没有中国人祖母，可见移民与原住民女性结婚者如何普遍。﹝注：今天在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台湾，原住民被称作“高山同胞”，在平地称作“平地山胞”，在山地者称作“山地山胞”来加以分别。本书中所说的“平地原住民”与“平地山胞”意义不同，请读者注意。﹞清国政府领台不久，便着手教化平地原住民，于一六九五年开始学校教育。使用“三字经”作汉字学习教材，对平地原住民培植汉民族的价值观。一方面进行平地原住民的汉化，一方面半强制地将汉民族的姓“赐”给原住民。赐姓比较普遍的，有潘、刘、陈、林和李等，其中以潘为最多。据说，因“潘”与“蕃”发音接近、又“潘”字里有“田”也有“水”，为以农为业的平地原住民所喜爱。
      天地会与分类械斗

      与原住民比较，移民的反抗压倒性地多，规模也很大。原因与郑氏政权崩溃后发展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有关。天地会是以打倒异族满清为政治目标、经济上以孤立无援的移民互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

      天地会之名称，由“天地为父母、盟员皆兄弟”而来。入会必须经过互交血杯的“插血为盟”、“饮血为盟”仪式才会被接纳。当时移民全系单身汉，结拜为义兄弟，不但可以对抗清国政府，同时亦可藉慰无聊、加强家族的团结，作为在异乡的生存方法，无论经济上、社会上都有帮助。既是反清，而且是“用血凝固”的集团，不论何时何地揭竿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一旦事发立即成为燎原之火，威胁清国政府。天地会初期虽具强烈的政治动机，但政治性逐渐淡化，后来成为相互扶助的性质。随着移民的增加，盟员也跟着增加，不久便依原藉地而组织分会朱一贵之乱与林爽文之乱时，能在短时间内席卷台湾全岛，背后里就有天地会的组织动员力量，但是失败的原因，又是因闽南与客家派系反目所致。所谓“分类械斗”的问题，关系在此。

      “分类械斗”意即，虽然同属于汉族移民，却有闽南系与客家系，闽南系里有漳州系与泉州系，各以同类﹝同一原藉地﹞结成不同派系，使用武器互相打斗。分类械斗系贫瘠的福建常见习性，不但被带进台湾，而且变得更激烈、更复杂。既有闽南系与客家系的对立，也有漳州、泉州、客家三派系之争，有时候原住民也加入变成四重争斗。此外，还有同族同姓结集起来与他族战斗的例子。这种可以说是居民内斗的分类械斗，消弱了自已的力量，对清国政府来说，居民的分化使控制更为容易。在清国统治时代的记录里常出现的“义民”即是指那些依附清国政府、协助镇压“乱民”的人。

      反抗清国政府的起义或骚扰事件，以及居民的分类械斗，随着台湾经营的积极化而逐渐平静下来。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开始显露野心，清国政府认识了领台的价值，居民也由于意识到新敌人，民族意识开始萌芽。这种变化，可以把它看作由重商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所产生的现象。
      国内殖民地

      自荷兰统治时代以来，台湾农业系以生产食粮与栽培输出用蔗糖为主。郑氏政权差不多也是如此。人口少时，以“糖为主、米为副”，但是，人口增加或者遇天灾食粮需要增多时，则变成“米为主、糖为副”，经常产生所谓“米糖相克”的问题。这是清朝以至日本统治时代，缠绕着台湾农业的课题。

      台湾米每年收成两次至三次，通常自给自足尚有剩余。在清国时代，因填补中国的粮食不足，而被称为福建的“榖仓”。不过，台湾供给中国食米，另一方面所需的日用杂货等，却须依赖由中国的进口。即使台湾想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也竞争不过进口货，廉价中国货的倾销阻碍当地产业的生长。在此情形下，商人将中国的日用杂货运来台湾，把台湾的米、砂糖、樟脑等特产运售中国，台湾即变成为中国经济上的殖民地，也即“国内殖民地”。

      长期在这国内殖民地，台湾的进出口商形成独特的商业同业公会组织，称为“郊商”。约于一七二○代，以厦门为界有从事华北贸易的“北郊”、从事华南贸易“南郊”以及从事台湾港口贸易的“港郊”。后来，在台湾各港口也形成个别的“郊”，不久除了各地区的“郊”以外，也形成以商品为别的“郊”，如“米郊”“糖郊”等“郊商”。这些具有商业同业公会性质的“郊商”是政府公认的独占性存在，后来发展成为台湾的商业资本家。“郊商”以特权为交换，于居民起义或反抗时，几乎都协助政府，透过募集“义民”或捐献军费，踏上政商之路。后来因为台湾港口开放，长期控制台湾商业的这些“郊商”，或与外国资本合作或成为其“买办”，只有两者选其一之途可循了。
      开港

      清朝与英国的阿片战争期间，自一八四一年九月起英国舰队数度出现台湾外海，试图占领北部基隆港与西海岸中部梧栖港，但都归于失败。那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第一次野心的行动。接着于一八五四年七月，刚与日本缔结亲善条约由培理率领的美国东洋舰队在基隆港停泊约十日期间，借口搜寻失踪水兵，登陆勘查基隆煤矿。培理返国后，提出报告力陈台湾适合作为美国的远东贸易中继站，台湾有如围绕弗咯里达半岛和犹加旦半岛、制御墨西哥湾的古巴，主张加以占领。占领台湾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培理的报告广受欧洲列强的注目，急激地提高对台湾的关心。

      此后，于一八五六年十月在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为处理善后，于一八五八年六月缔结天津条约。依据天津条约，清国政府将台湾的淡水 ﹝1862 年﹞、基隆﹝1863 年﹞安平、打狗﹝今日之高雄﹞均于 1864 年陆续 开放，并且允许宣教师来台传布基督教。      

      开港同时，欧美各国商人开始进出通商港口，传教师也陆续来台，并与居民频频发生摩擦与纠纷。自处理一八六八年英国商人因收集樟脑发生的纠纷以后，清国官宪在英国舰炮威胁之下，都以忍辱委屈求全的方式解决。那时所缔结协议的概要是：﹝1﹞ 废止樟脑官营，容许外国人及其雇员自由买卖，﹝2﹞淮许外国商人在台湾旅行，﹝3﹞赔偿过去教会的损失，禁止居民对基督教诽谤，﹝4﹞宣教师有权在台湾各地居住与传教，﹝5﹞ 本地人与外国人的纠纷，应由清国官宪与英国领事共同裁判等等。虽然这是与英国的协议，但也适用于其它列强国家。这样一来，各国与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也一并适用于台湾了。自此台湾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由北部淡水及基隆输出茶与樟脑，由南部安平及高雄输出砂糖，输入即以阿片与杂货为主。

      荷兰统治时代，虽然在台湾南部有基督教、北部也有西班牙引进来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但在郑氏政权交替时几乎断绝。阿片战争后的一八五九年，菲律宾的圣多米尼哥教会派遣神父来台，两年后重新开始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开港后的一八六五年英国长老教会以南部为中心，又一八七二年加拿大长老教会以北部为中心，开始传布基督教。十九世纪后半重新开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传教活动，经过一个世纪到今天仍然继续着，信徒人数虽不能与来自中国的佛教或道教相比，但为台湾社会带来多元性的文化，并给予很大影响。
      日本对台出兵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为处理琉球问题焦心苦虑，又对台湾大动食指。适于一八七一年，发生琉球宫古岛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湾、其中五十四名被牡丹社的原住民杀害、剩下十二名脱险返国的“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利用此事件，企图一举获得日本领有琉球的承认，并将势力扩及台湾。翌一八七二年，日本政府设领事进驻福州探窥台湾情形，并暗地里派遣陆军少校桦山资纪与在清国留学的水野遵到台湾，做实地调查。与此同时，以破例年薪一万二千圆将美国前驻厦门领事、精通台湾事务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为外交部顾问，进行向台湾出兵的准备。对李仙得甚至答应将来任命他为台湾总督。

      李仙得一八六七年于厦门领事任内，与台湾南部的原住民酋长卓杞笃之间缔结有关救助海难的条约。当时在台湾南部海上，美国船之外有多数外国船遇难，遭难者被原住民杀害的事件频频发生，但清国政府借口原住民与其所居住区域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而推诿责任，所以李仙得经过美国政府认可，直接与卓杞笃缔结条约。这情形犹如台湾有两个政府的存在。

      一方面进行侵台准备，外交部长副岛种臣于一八七三年三月赴北京交换“日清修好条规”批准书时，为牡丹社事件向清国政府提出交涉。清国政府以台湾居民系“化外之民”，该地区属于“教化未及之地”为由，回避牡丹社事件的责任。清国政府的态度，与李仙得缔结有关救助海难条约时的情形如出一彻。受此响应，日本政府即于翌一八七四年四月，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官，做为出兵台湾的首脑阵容。由西乡率领日军，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长崎出发，二十二日在台湾南部的恒春附近登陆。虽然受到风土病与原住民游击式反抗所困扰，仍于六月成功地占领“蕃地”。

      西乡等占领台湾南部期间，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清国，重复交涉的结果，于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缔结“北京专约”，清国付日本五十万两，而日本则答应由台湾撤兵。虽然有关琉球的归属未有明确规定，清国政府却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护国民的 “义举”，并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遗族慰问金十万两，踪然未实现局部占领台湾的目的，但间接地获得清国政府对琉球属日的承认。
      由消极到积极

      日本出兵台湾，对清廷以往消极的台湾经营成为一种警讯。清廷在日军到达台湾后的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迅速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兼办理台湾海防事务大臣”并派遣来台。沈葆桢由船舰兵员随伴，于同年六月十七日到达台湾，显著地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不过，沈葆桢的任务非要与日本一战，而是要革新台湾行政、以积极政策使台湾发展。

      沈葆桢的积极政策包括：﹝1﹞ 安抚原住民及废止封山令，﹝2﹞ 完全撤除渡航限制，﹝3﹞ 整理行政区划并扩充府、县、厅的范围，﹝4﹞ 兼管台湾的福建巡抚﹝相当于省长﹞ 移驻台湾，﹝5﹞ 整顿军政，﹝6﹞ 采掘煤炭等等，为台湾经营带来一大转机。台湾东部首次有了道路，南部也建造东西横贯道路。奖励移民开垦，重新划界线而将山地原住民的居住地区缩小、把移民的居住地区扩大，加紧全面开发。在基隆附近的炭坑雇用外藉技师，开始以新方法采掘煤炭。在台北及台南新设文报局﹝相当于邮政局﹞，增进政府公文往来速度。文武官风纪的改善也积极推行。福建巡抚移驻台湾虽未实现，但改为在台湾与福建各驻半年。

      沈葆桢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而离开台湾，以致其改革构想未完全实现，但由其继任者、福建巡抚丁日昌继承下来。丁日昌和沈葆桢一样，也是属于清末改革运动、“洋务运动”的推行者。其施政计划，包括把沈葆桢的政策推进更上一层外，为强化台湾内部以及与中国的连系，敷设通信用电线，以及在基隆至恒春之间建设纵贯铁路等。但是，丁日昌的任期也很短，在任中所实现的主要业绩，只有台南与高雄间及台南与安平间、合计九十五公里的通信用电线敷设而已。
      刘铭传的改革

      阿片战争之后，列强对狼狈不堪的清国的领土及属地虎视眈眈、伺机染指。日本出兵以后，直接以武力攻台的是法国。法国为着清国的属地越南发生清法战争于一八八四年四月，派舰队强行进入基隆港，除测量港湾外，并强制购买煤炭。同年八月，又登陆基隆将炮台加以破坏，并在市街游行威吓后撤退。其后，又于九月攻击基隆及淡水、十一月至翌一八八五年二月期间反复地攻击基隆周围。法军一时也曾占领，但是结果未能完全占据台湾北部，于是将目标转向防卫较弱的澎湖岛，一八八五年三月底占领澎湖。及至四月中旬，以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为前提，成立清法两国停战协议，解除对台湾海上的封锁并由澎湖岛撤兵。这次法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更使清国政府认识台湾的重要性，为加速实现沈葆桢以来积极经营台湾的政策，派遣“洋务”改革运动家刘铭传来台。

      在清法战争中，清国政府于一八八四年六月授与前直隶陆路提督刘铭传巡抚头衔，使其负责台湾的行政与军务。同年七月，刘铭传到达台湾，因鉴于北部遭受法军攻击的情势，亲自驻守台北。刘铭传的该行动，与清国官吏常见的消极做事态度有天渊之别。

      刘铭传就任管辖台湾及福建的福建巡抚时，向朝廷建议台湾与福建分离被采纳，一八八五年十月台湾成为独立“省”，刘被委任为第一代台湾巡抚。台湾省成立后，立即修改行政区划：台湾省之下，设台东直隶州与管辖淡水县、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及南雅厅的台北府，管辖彰化县、云林县、苗粟县及埔里社厅的台湾府，管辖安平县、凤山县、恒春县及澎湖县的台南府等三府十一县三厅一直隶州。

      此时重编的行政区域，成为后来日本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时代的基础。刘铭传创设直属台湾省的三十几个机构，又把原来的机构加以改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征收税租的税厘总局、负责樟脑专卖的脑务总局、征收茶税的茶厘总局、负责食盐生产与征税的盐务总局、推行煤炭采掘的煤务局、促进海上运输与管理的轮船局、推行开拓与开垦的抚垦局、负责公众卫生与疾病治疗的官医局等等。几乎所有这些机构，虽然名称有所改变，都被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继承下来。

      刘铭传的改革，系以居民自己负担为原则，可说是一种“就地取材主义”，一面创设新兴事业，同时整顿税收并且开发新税源。也即在刘铭传独自计算之下，采取积极的台湾经营目标。当时台湾的财政主要依靠地租，刘铭传毅然采取划时代清赋措施，向朝廷上奏“三至五年之后，将以台湾之财收自给自足”云。
      清赋事业

      刘铭传于一八八六年四月，设清赋总局于台北，三个月内完成居民的人口调查，并进行兼具治安目的的“保甲”编制。保甲制度即是，以“甲”为单位，将居民置于连座制之下加以管理，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有甲长、保即设保正。人口调查完成后，随即着手土地的调查，确定土地及田的所有者，摘发漏税的“隐田”，并确定其所有权人。

      这样一来，地租收入一举由不到五十万两增至六七.五万两。虽然清赋事业做得不够彻底，但是所做的台湾人口调查与土地调查，以及把复杂的土地所有状况明朗化，不仅成为日治时代的人口调查及土地调查的基础，而且有助于台湾的资本主义化，其意义非常之大。

      当时台湾的土地的持有状况，是地主的“大租户”与“小租户”之下有佃农，也即所谓二重持有的构造。大租户征收收获物的一成，小租户则征收五至六成的佃租剩下三至四成给佃农，地租由大租户与小租户分担。清赋事业曾试图废止大租户，但遭到政商及豪绅的抵抗，结果，大租户把以前所得的四成拨给小租户，使小租户成为纳税义务人，也即以所谓的“减四留六”折衷案妥协解决。

      铁路事业方面，当初虽然计划从基隆至台南敷设纵贯铁路，但因为资金不足及刘铭传离职，故仅敷设基隆到台北约三十二公里，后来一八九三年二月又完成到新竹约六十七公里。至此，清国统治时代所建设的狭轨铁路，由基隆至新竹总共达约一百公里。

      一部份为了中国国内的政争原因，刘铭传于一八九一年六月，诿病辞职，失意中离去台湾。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回异于刘铭传，对台湾经营很消极，致使刘铭传的改革事业未及完成，中途而废。邵友濂在任中，于一八九 四年四月将首府由台南移至台北，台湾的政治中心渐渐地由南向北移动。然后，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邵友濂离职，代之由唐景崧就任台湾巡抚。时已正在日清甲午战争中矣。　

台湾史5：台湾民主国

 
      日本的野心

      日本于一八七四年出征台湾之前，聘用美国人李仙得为外交顾问。李仙得参与出征台湾的计划，同时向日本政府进言：“除非将北自桦太岛、南至台湾的一连串列岛加以占有，把中国大陆以半月形势包围，再在朝鲜与满州兼持立足点，否则不足以保障帝国之安全、制御东亚”。他的建言给与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响所及种植了日本领台的野心。日本后来的大陆政策，几乎都是根据李仙得的建议而订的。

      为了朝鲜独立，日清两国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发起战端，同年年底，眼见胜利在望，前枢密顾问井上毅，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递呈汉文意见书，陈述：“世人皆知朝鲜主权必争之，却不知台湾之占有尤为必争。朝鲜究竟无力独立。而且，为其保护国虽有义侠美名，并无富殖实益，台湾则然。不但能扼黄海、朝鲜海、日本海航权，亦可开阖东洋门户。况且与冲绳﹝琉球﹞及八重山群岛相连，一臂伸处，得以钳制他人出入。若此一大岛落入他人之手，我冲绳诸岛将受鼾睡之妨碍，利害相反不啻霄壤。、、、若失此机会，二、三年后台岛必为他一大国所有。不然又必成为中立而不可争之地”，井上说明领有台湾的重要性，并指出如失此良机，再没有机会。当时，兼任海军教授、隶属大本营的中村纯九郎，也向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提出“有关占领台湾岛的建议”，极力主张：“台湾为南中国海的咽喉，日本非把它纳入版图不可”。

      大本营接纳井上与中村的意见，于翌一八九五年一月，决定占领澎湖列岛，同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清两国尚在下关进行和谈时，派遣比志岛支队把澎湖岛加以占领。为封锁清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占领澎湖岛不但必要而且是有效的战略。此占领给台湾官民带来冲击，对日本占领台湾的企图感到不安。虽然日清两国于同月三十日签署了停战协议，因为台湾与澎湖列岛被排除在停战区域之外，不安情绪更为增高，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的传说也增加了真实感。清国政府将和谈会议上有关辽东半岛与台湾割让之事极力隐瞒，不过，台湾官民由外国人洋行得到情报，和谈会议的内容约略已知。

      一八九四年十月，日清开战之初，英国政府已觉察到日本政府对台野心，促使伦敦“时报”报导此事以引起各国注意。法国也极力反对日本占领台湾，表示不辞使用武力加以阻止。清朝两江总督张之洞被这些行动所鼓舞，于翌年三月透过驻伦敦的清国公使，欲以台湾作抵押向英国借贷数千万两，但被拒绝。同一时期，法国舰队来到澎湖岛，告知日本军不久即将进攻澎湖岛的消息，法国政府并向清国政府提议将台湾暂且让给法国，战后再归还。但是，此提议被清法战争时防守台湾、英勇驰名的刘永福激烈反对而未实现。随后，澎湖岛则被日本军占领。
      台湾民主国
      日清和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署。关于这样重大的事件，清国政府始终未于事前告知在台的官民。把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的和平条约内容传给台湾巡抚唐景崧的，是唐的老师张之洞。和平条约缔结的第二天，享有“台湾才子”清誉的邱逢甲往访唐景崧，告诉他台民反对割让，有意抗战到底。同月十九日由清国政府掌理各国事务的衙门﹝相当于外交部﹞正式通知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通告中写着：“割让台湾为非不得已，台湾虽然重要，总比京师为轻。又台湾系海外孤岛，不克防守”云云，使台湾住民陷入失望与悲愤的深渊。
      法国政府于和平条约缔结之后，一度准备派兵至台湾阻止日本领有台湾，但因自己领有的马拉加斯加岛发生动乱而作罢。五月十一日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将此情通知清国外交部，但台湾居民仍继续期待法国的援助。同月十五日，邱逢甲往访唐景崧，极力劝他留在台湾。两人会见后，邱逢甲发表如下声明，表示台湾独立的意向：“台湾已被朝廷遗弃，台民无所依靠，唯有死守而已”。至同月十九日，虽然迟了一步，但法国军舰已到达台湾，于是前清国驻巴黎公使馆参事陈季同往探法舰，与法国舰长商议如何于台湾独立时缔结条约以接受法国的保护，或由法国武力介入以阻止台湾割让的可能性。随后，法国舰长也回访了唐景崧。当时，倡议抗战到底的台湾士绅与居民，只为求援不管草芥，台湾独立的决心已趋坚定。

      随即迅速进行台湾独立的准备，于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发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二十四日将宣言译成外国语送至各国驻台领事馆，二十五日举行独立典礼。在独立宣言里写着：“日寇横暴，欲并吞我台湾、、、情势极为危急，日寇即将到来。若我屈从，我乡土将陷夷狄、、、我已与列国协议，待我自立后必获支援。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宁愿战死、、、经公议自立为民主国”等勇敢言词。唐景崧被推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同时制定蓝地黄虎的“黄虎旗”为国旗、刻有“民主国宝印”文字的国玺、以及建年号为“永清”。于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此诞生。但在未获各国承认之下，受日本军攻击，未几就消失于无形。

      民主国政府的主要阵容是：总统唐景崧、副总统兼义勇军统领邱逢甲、内政部长俞明震、外交部长陈季同、国防部长李秉瑞及防守南部的大将军刘永福等。台湾第一富豪林维源，虽被推为国会议长，但坚辞不肯，捐献银一百万两给民主国后，独立庆典的第二天就潜逃至厦门。唐景崧虽然就任民主国总统，与其它所有来自中国的文武官员一样，心已不在台湾。唐景崧可说是被迫就任，自始就准备随时开溜。

      急就成章的台湾民主国，曾被讥为轻率躁急之举，但是台湾独立的构想并非异想天开，以当时的情势，可以说是最佳的选择。问题在于过份依赖法国援助，但如考虑到美利坚合众国曾因获法国支持而独立的经纬，为台湾独立向外救助就不能嘲讽为“求人不如求己”。日清和平条约中有关辽东半岛的割让，因俄罗斯、德国与法国的干涉而未实现，此事使列强失去对日本领有台湾的关心，影响台湾民主国生存莫大。更大的问题，在于错误的领导者人选。清国官僚都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之辈，唐景崧利用巡抚地位，在和平条约缔结后，即将公款四十万两汇往上海，早就做好逃亡准备。然后，日军登陆台湾后不久，于六月四日伪称往前线视察而离开台北，同月六日由亲信侍卫保护，由淡水搭乘德国轮船逃回厦门，距离民主国独立庆典的时间不过两个礼拜。至于负责防卫民主国的国防部长李秉瑞，比唐景跑得更快。然而，逃亡者走后，留在台湾的“台湾人”抗日行动才正式开始。
      日本军占领台湾

      日本政府于缔结日清和平条约后，除了台湾的不稳民情外，又恐外国干涉，所以急于接收台湾。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前曾赴台调查、现已晋升海军上将的桦山资纪授命为台湾总督，水野遵被任命为民政局长代理。桦山总督一行于同月二十四日整装向台湾出发。二十七日与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所率领的禁卫师团在琉球中城湾合流，二十九日开始在台湾登陆。六月二日，台湾的交接不是在当初预定的台北，而在三貂角外海的海上举行。这是清国全权代表李经芳﹝李鸿章之子﹞，恐怕引起台民反感而被袭击，认为台湾的情势不可能进行和平移交，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所作的决定。国际法上，台湾领有权就此转移给与日本。

      日本军的占领，由三貂角以北的澳底登陆时开始。当时，台湾民主国兵力，把清国驻台的湘勇﹝湖南兵﹞及广勇﹝广东兵﹞等正规军与在台征募的义勇﹝民兵﹞合起来，推算约有五万至十万。但是，虽说是正规军，不仅士气坏，纪律也乱。反而义勇的士气纪律均更胜一筹。目标指向首都台北的日本军，采取回避正规军防守的淡水和基隆，迂回由澳底登陆，大概就是因为对湘勇及广勇的实际情况不明之故。登陆后的日本军，越过被称为天险的三貂岭，得到基隆外海舰炮的支持，六月六日将基隆加以占领。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这一天逃亡至厦门，而桦山总督也是同一天由基隆登陆。

      日本军的基隆占领，震撼整个台北。由基隆败北向台北溃逃的湘勇及广勇，沿路任意抢劫、暴行。台北城内也是一样情况，败兵一窝蜂涌入，到处放火抢劫。这时，鹿港人辜显荣受台北士绅及外国商人之托，前往基隆，要求日本军尽速进入台北城，并亲自担任向导。而且，在日本军先头部队到达台北的六月七日那一天，一位名叫陈法的女人由城上放下梯子，帮助日本军不流血入城。

      日本军占领台北后，立即转往淡水镇压，于九日加以占领。至此，台湾北部的重要据点台北、基隆以及淡水均被日本军所控制。继于十七日，桦山总督在原台湾巡抚衙门举行始政式。自此以后，一直到日本放弃台湾之前，每年都把这一日当作“始政记念日”举行庆祝仪式。此时的巡抚衙门，也即是台湾民主国的独立仪式会场，日治时代把它改建为台北公会堂，后来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却成为向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投降仪式的场所。日本的投降仪式，即是国民党政权治台的始政仪式，这个场所后来被改称为台北中山堂，沿用至今。此建筑物从头到尾目睹台湾的 种种变迁、可以说是无言的历史 “证人”。
      台湾民主国的崩溃

      出乎日本军意料，北部的控制轻易而达成。照这情形，绥靖整个台湾地区，看来也不会太费时。但是这种想法是错了，日本军自从六月十九日起向南部推进时，遇到台湾人强烈的抵抗而屡陷险境，不得不于八月六日派混合第四兵团前来增援。继而调派陆军中将高岛苪之助来台就任副总督兼南部作战指挥官。再于十月十一日，增派乃木希典率领的第二师团。到此为止，日本为占领台湾所投入的兵力，陆军有两个半师团约五万人、军属与军夫约两万六千人、军马约九千五百匹，亦即动员了当时陆军三分之一的兵力，海军也动员联合舰队的一大半。在新兴的日本帝国之前，连大清帝国都不得不屈服，海上孤岛台湾如何能独力战胜日本？尽管如此，台湾人民的抵抗却是悲壮而激烈无比。

      清国割让台湾当时的人口，据推测，原住民有四十五万，移民有二百五十五万，合计约三百万。移民大多数居住于中、南部。而以台北为中心的北部新开辟地区，由于沈葆桢与刘铭传的改革，虽然成为政治中心但却为时尚短，住民并不多。北部既已被日本军所控制，台湾民主国的领导者与正规军也相继逃亡。因此，日本军在中、南部进行镇压时应该很容易才对。可是，相反地却陷入苦战，这是因为多数移民已将台湾视为祖先坟墓之地，生于斯死于斯的决心坚强，所以抵抗也相对地激烈。

      有关那时壮烈的抵抗情况，据日本留下的记录：台湾居民个个如兵士，勇敢而且具有决死意志，甚至妇女也参加了战斗。日本军遇到如此悲壮的抵抗而苦战，因此镇压全岛费时长达五个月之久，然而台湾居民因无象样的武器，以竹枪或旧式火器面对持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军，胜负自始已定。台湾居民的牺牲，包括战死与被杀戮者据推测合计一万四千人，负伤人数虽然不明，一般认为超过死亡人数。与此比较，日本军战死二百七十八名，负伤仅六百五十三名。算起来，日本军与台民的死伤人数比率是一对五十，可以说是玉碎之战。
      台民抵抗中最值得特书的，诚如日本记录所载，是妇女参与战斗以及台民的游击战。另外，约有七百名台东的原住民战士与西部移民并肩作战一事，也值得注意。原住民长期以来常常与移民反目，他们的参战非常不平凡。而且，透过这样绝望的抵抗，不但淡化了移民意识，从前频于分类械斗的客家人和闽南系泉州人、漳州人之间的一体感也开始萌芽，由此产生“台湾人”意识，使他们对将来抱持希望。

      总统唐景崧、副总统兼民兵指挥官邱逢甲等领导者相继逃亡后，台湾民主国的基础几已崩溃，但是为筹措资金发行的民主国纸币及邮票则仍旧继续着。这时所发行的“台湾民主国士担布”邮票，今天在收藏家间喊价很高。及至六月下旬，大将军刘永福在台南被公推为总统，但刘坚辞，重新设立的议会也有名无实。因战局不利，而且部下相继逃亡，刘永福于十月十日向高岛南进军司令官提议讲和，但被拒绝。台南的绅商以及外国商人害怕台北的情形在台南重演，由于他们的劝说，刘永福于十九日从安平搭乘英国轮船逃往厦门。刘永福逃亡后，台民失去中央领导，于是台湾民主国正式崩溃。自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建国以来，仅生存一百四十八日的台湾民主国，在动乱中产生，在悲壮的战斗中消失，记下了台湾历史令人恸哭的一章。
      虽然台湾民主国已经崩溃，但台湾人的抵抗仍然继续下去。刘永福脱逃之后，恐惧台南城内混乱的绅商与外国商人，推英藉传教师巴克礼 (Thomas Barclay)为使者，引导日本军进城。日本军终于十月二十一日，得以无血入城，在各地仍剩下零星抵抗之下，禁卫师团自十一月十二日起开始向日本本土撤退。同月十八日，桦山总督向大本营报告台湾全岛已于“平定”。

台湾史6：日本统治时代

 
      顽抗的土匪
      日本的台湾统治，由镇压台湾人的武力抵抗开始。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的三代总督，为应付台湾民主国及后来的所谓“土匪”或“匪徒”的击战而日夜忙碌。台湾总督府的统治逐渐侵入后，原住民的反抗也开始频发起来，而且其压制极为困难。
      桦山总督虽于一八九五年向大本营报告“至此台湾岛全部已予平定”，但讽刺地自那时起，台湾全岛各地的游击活动却开始活耀起来。翌年十二月，在台湾东北部揭竿而起的“土匪”包围宜兰、并袭击日本军。此时被日本军杀害的台湾人竟达二千八百余名。又自十二月至翌一八九六年一月为止，简太狮及陈秋菊等“土匪”企图夺回台北城而展开攻击，使台湾全岛哗然。总督府向本国请求援兵，结果，杀死数千名“土匪”而镇压下来。日本政府至同年四月，把为日清战争而设的大本营解散，结束了战时体制。但是，台湾的“战时体制”却暂时还得继续下去。      
      为镇压台湾人的抵抗而费尽心机的初代总督桦山资纪镇，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就任不到十三个月便由陆军中将桂太郎所接替。第二代总督桂太郎，在任仅四个月，其中在台湾滞留不到十天，连座椅都未及温暖，也没空做出象样的工作。身为台湾总督，桦山与桂两人均不在台，陆军中将乃木希典奉命成为第三代台湾总督。乃木于领台当初，曾任第二师团长参与镇压台湾民主国的反抗，所以与台湾不是毫无因缘。他对统治台湾热心得多，由母亲随行前来赴任。然而，乃木在任期间也仅维持一年四个月而已，而且也没有甚么成绩可言。
      乃木总督就任不久，接受宜兰警察署长“土匪招降政策”的建议，实现了北部与中部一部份“土匪”的投降。继于翌一八九七年六月起，实施“三段警备”策略，将情况不稳的山区交给陆军与宪兵，比较安定的区域派遣宪兵与警察，而业已平定的地区则委任警察，各自担任其警备。此“三段警备”是以消除陆军与警察之间的摩擦、使命令一元化为目的。然而，即使以“土匪招降政策”与“三段警备”的软硬兼施，镇压“土匪”的效困仍然不彰。
      除了“土匪”镇压困难之外，语言也是一个问题。日本政府误以为台湾人都会讲中国话﹝北京官话﹞，所以派遗中国语的通译至台湾。但是，包括原住民、移民中的闽南系与客家系，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不会说中国话，所以用会讲中国话的台湾人来做副通译，与日本人的正通译之间以中国话为媒介，进行日本话与台湾话的会话。这种“通译政治”不但效率非常低，也产生了种种误会与曲解，多方面引起混乱。
      土皇帝的权力
      日本政府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时，给他训令：“将贵座拔擢并授与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重任、、、贵座为执行此重大任务时，倘若发生未能预知情事，且属于紧迫性质，无暇电禀政府请命、、、则可临机独断进行，事后再报告始末”。根据此训令，台湾总督不但是行政长官，只要事后提出报告，持有独断独行的权力，有如君临台湾的“皇帝”，则台湾所谓的“土皇帝”。台湾总督的“土皇帝”行径，一直延续到日本实现政党政治以后，在原敬内阁之下委派文官担任总督为止。
      “土皇帝”的台湾总督，并持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日本政府以“土匪叛乱”、风俗人情回异、东京与台湾距离遥远等为由，于一八九六年三月向帝国议会提出“有关在台湾施行法令之法案”而被采纳，同月底以第六三号法案加以公布，自四月一日开始实施。这个通称“六三法”授与台湾总督立法权，由总督所制定的法律，特别称之为“律令”，而与日本的国内法加以区别，其法域也限定在台湾。桦山总督根据这个律令制定权，立即制定“台湾总督府法院条例”﹝律令第一号﹞设立各级法院，并任命法官与检察官。帝国议会又于翌一八九七年三月，制定“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由同一年度开始实施。据此，台湾总督也授有财政权。这样一来，“土皇帝”可以不受议会的监督，除了军政与军令之外，更掌握行政立法、司法、财政等，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身了。
      但是，若想到具有这样“土皇帝”权力的总督也无能镇压“土匪”的话，就知道台民的反抗如何地执拗。这时，在日本官民中，甚至有人提议把台湾以一亿圆代价卖给法国的所谓“台湾卖却论”。
      国藉的选择
      日清和平条约第五条里有规定：“割让与日本之地区居民，如欲在被割让地区之外居住者，可以自由变卖其所有的不动产后迁出。为此自本约批准交换日起，给与二年宽限期间。但于上述宽限期间届满时，尚未迁出该地区之居民，则任由日本国视为日本国臣民。”，此规定设宽限期间二年，给与台湾居民自由选择，留在台湾取得日本国藉成为日本国民，或把所有财产变卖而离开台湾，两者择取其一。日清和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批准交换因而台湾居民的国籍选择，最后期限为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
      该第五条是日方在和平会议上所提出，当时台湾居民反对割让，正在准备战到底，同时也有探究成为独立国的行动。对日本政府来说，如要避免住民反抗顺利领有台湾，则不要强求那些反对割让的人留在台湾，成为日本国国民。根据此想法，于一八九六年十一月颁布了“台湾及澎湖列岛住民退去条规”。此条规的概要是，凡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的居民希望离去者，不论永世居民或短暂居住者，均须向官府申告，“土匪”则须先投降、解除武装后离去，离台者所携带的财产免除关税等。但实际上退离台湾者，一说为约四千五百人，另一说则为六千五百人。无论是那一个数字，都不及人口的百分之一，显示居民在台湾扎根程度之深。
      台湾居民虽然有国藉选择的自由，但不能说是欣然选择日本国藉的。倒是因为怕失去长久以来在台湾所建立的生活基础，不得已在两者中选择其一。没有居民的支持与掩护就难于进行的“土匪”反抗活动，在国藉选择期限过后仍延续很久，正在说明此一事实。日本政府以及台湾总督府都未采取积极铲除“土匪”或进行强迫居民退出台湾的政策。因为台湾属于热带及亚热带，与日本本土的生活环境差异很大，而且风土病与其它卫生条件恶劣，不能立刻将大量日本人迁台从事开发工作，所以为确保开发与经营台湾所需的劳动力起见，居民流出实非所望。
      国藉选择的期限过后，台湾总督府开始严格限制台湾中国之间的往来，清国要在台湾设领事馆也加以拒绝，同时努力排除清国对台湾居民的影响。结果，台湾居民即使国籍成为“日本籍”，因殖民地命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分明不能变成真正的“日本人”，在差别待遇的痛苦中，强化了“台湾人”的意识。
      后藤新平
      日清战争结束时，后藤新平在临时陆军检疫部长儿玉源太郎中将属下担任事务官长。儿玉与后藤在此时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后藤新平做完检疫事务，复职内务省卫生局长。此时，为台湾的阿片问题，引起“严禁论”与“非禁论”的正面冲突，议论沸腾、意见纷岐。后藤主张“渐禁论”，并提出“有关台湾岛阿片制度的意见书”，因而被赏识、起用为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根据后藤的意见书，于一八九七年一月颁布“台湾阿片令”，设立了阿片的专卖制度。阿片问题使后藤与台湾成为不可分的关系，日露战争后，他转任满州铁路总裁对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留下巨大的足迹。
      台湾人吸食阿片，乃始自荷兰统治时代的恶习。有一说法，此恶习从巴达维亚的华侨开始，传入台湾后，再由台湾经由厦门扩及全中国。由此可见，在台湾吸食阿片的历史悠久，而且因蔓延引起的弊害也很深刻。日清和平会议席上也谈到台湾的阿片问题，对付吸食阿片与镇压台湾人的武力抵抗，同样成为日本领有台湾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后藤新平的阿片渐禁政策与专卖制度，除了减少吸毒者和获取专卖收入的目的外，还有指定阿片中盘及零售商为条件，使各地台湾人协力对付“土匪”，有助于治安目标，不仅一石二鸟，甚至产生一石三鸟的效果。
      后藤新平以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身份，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与第四代总督儿玉源太郎同时来台赴任。儿玉在日本刚领有台湾时，就与原敬、田治郎等在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台湾事务局里当委员，所以早已与台湾发生关系。儿玉在总督任内，于一九○○年十二月兼任第四次伊藤内阁的陆军大臣，一九○三年七月成为第一次桂内阁的内务大臣，又兼任台湾总督与文部大臣，日露关系恶化时，辞去内务大臣转任参谋本部次长，日露战争爆发后，实时就任满州军总参谋长。因此，儿玉被称为“缺席总督”，直到与第五代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于一九○六年四月交替以前，八年余期间无暇顾及台湾统治，实际上一切委任民政长官后藤。      
      因而后藤得以实践他的理论“生物学原则的殖民地经营”。后藤说：“比目鱼的眼晴不能改变成赤鬃鱼的眼晴嘛。赤鬃鱼的眼晴对正地长在头的两边，而比目鱼的眼晴则双双长在头的一边。不能因其形状古怪，而要把它的眼晴像赤鬃鱼那样改装在头的两边。比目鱼的两只眼晴长在一边，在生物学上是因为有其必要，才会这样、、、政治上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本人在统治台湾时，首先把该岛的旧惯制度好好做了一番科学调查，然后顺应民情施政、、、不了解这道理而想把日本国内的法制输入台湾实施的那些家伙，也就是等于要把比目鱼的眼晴突然改变成赤鬃鱼的眼晴，根本是不懂真正政治的家伙！”这种想法有一点像医生在诊病。后藤赴台就任后，根据这个生物学的原理，一方面从事“土匪”的镇压，一方面设立台湾旧惯调查会及中央研究所等，实施土地及人口调查。然后以这些调查与研究做基础，制定台湾统治政策和法律制度。
      如此在后藤新平施政之下，开始推行统治台湾与移植日本资本主义所必要的“基础工程”，台湾财政的独立以及统治基础也逐渐在他手上确立起来。
      鞭子与糖果
      殖民地经营并非基于人类爱的“慈善事业”。既然以军事力量攫取领土，当然亦会招致武力反抗。为抑制此武力，又行使武力，反抗愈激烈，弹压也愈强烈。后藤新平的“土匪”对策，是彻底的软硬兼施政策。此外，他以兴建现代建筑物、铁路、自来水、电力等来威压殖民地居民，也即以所谓的“伪装武备”企图恢复治安秩序并确立统治关系。      
      后藤就任后不久，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废止乃木前总督的“三段警备”排除军队而以警察为中心对付“土匪”。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在韩国称之为“宪兵政治”，在台湾则称为“警察政治”，台湾的“警察政治”是由后藤所创始。在日本统治时代里，台湾住民对警察的恐惧，甚至会使“哭泣的小孩沉默”的程度。后藤与儿玉上任后，台湾的警察组织显著地扩大起来，警察力量迅速地浸透、遍及地方各阶层，并且配备警察电话网。警察力量建立的同时，于同年八月颁布“保甲条例”，把始于郑氏政权时代、于清国时代奠定基础的保甲制度，加以强化。此时的保甲制度，在警察管辖下加强连带责任、相互监视、相互密告等，对于镇压“土匪”及维持治安发挥强大的威力，又对彻底把总督府意旨传达给居民这方面产生很大效果。再于十一月公布“匪徒刑罚令”，对“土匪”“匪徒”加以严罚。该刑罚有如秋霜烈日，仅一八九九年一年期间依“匪徒刑罚令”被处死刑者竟达一○二三人，而自后藤就任至一九○二年的五年期间被处刑的“土匪”总数达三万二千人，超过当时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一。
      后藤一方面对台湾人加以苛酷的鞭挞，另一方面施以怀柔政策。后藤举出下列台湾人的弱点：﹝1﹞ 贪生怕死，在高压、威喝下脆弱；﹝2﹞ 爱钱，容易被利诱；﹝3﹞爱面子，容易被虚名笼络。如果真如他所说，则应该不会那样执拗又激烈的反抗才对，但此姑且不论，后藤利用这些弱点的治台政策叫作“治台三策”。后藤的怀柔政策，包括招待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出席“飨老会”、邀请儒生参加发表诗作或吟诗的“扬文会”、并优待士绅及名士授与“绅章”等。他又踏袭乃木总督的“土匪降政策”，根据“匪徒刑罚令”第六条的规定“犯本令之罪者向官府自首时，量情减轻或全免其刑。免刑时加以五年以下的监视予以奖励投降。对投降者除赦免其罪外，又给与更生资金及工作。至今仍在使用的台北至宜兰的峻急道路乃由投降“土匪”的手所建设。“土匪”投降之际，则学习荷兰时代，在武装警察队伍包围中隆重举行“归顺式”，为防止再犯将投降者照相、登录其姓名。曾发生于“归顺式”上警察枪杀聚集投降者之例子，无论如何，至一九○六年后藤新平离台时，大规模武装抵抗几乎完全消声匿迹。
      调查事业
      根据“生物学的殖民地经营”原则，进行各种调查研究。首先于一八九八年开始土地调查，并颁布“台湾地籍规则”及“台湾土地调查规则”。又设“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六年间动员人数达一六七万、耗费五二五万圆。据此调查，发现台湾的耕地比调查前所预测的三十万甲超出很多，实际面积则水田三一万三七○○甲﹝每甲九七○○平方公尺﹞，其它农地三○万五六○○甲，共约六二万甲，成为征收地租的基础。清末刘铭传的清赋措施未能解决的耕地所有权重复问题，也以补偿大租户的方式解决，而确立以小租户为地主的现代土地所有权制度。给与大租户的补偿金，则由台湾事业公债来支付。此外，把无人所有的“无主”土地收为公有，将这些土地配给退休官吏或日人经营的公司，以协助日本资金投入台湾事业。而且于土地调查时，采用日本国内未曾使用过的、最新式的三角测量法，对于台湾及附属岛屿的面积和地形测定、甚至制作正确的地图，有莫大的帮助。日本放弃台湾后，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为消灭地主而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以后藤新平处理大租户的方式为规范的。      
      继而于一九○一年颁布“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规则”，使该会成立，后藤民政长官亲自当起会长，可见其热心的程度。京都帝大教授冈松参太郎、织田万等多位学者也加入调查会，而其调查与分析的成果则整理成庞大份量的报告书，不仅对台湾的行政，直至今日仍为研究清廷及中国的重要资料。
      一九○三年颁布“户籍调查令”，以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午前零时为基准，进行全面性人口调查。这可以说是台湾史上最初而正式的人口调查，当时的台湾人口约三○四万人，其内容为台湾本岛人﹝台湾人﹞约二九八万人，占九七.八％，﹝闽南系约二四九万人，占八二％，客家系四○万，占一三％，平地原住民约五万人，占一.八九％，山地原住民约四万人，占一.二％﹞，日本人约五万七千人，占一.八九％，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约一万人。此人口统计一般被认为相差无几，但即使能正确掌握在台日本人的人口，如果考虑尚在抵抗的“土匪”、尤其考虑对山地原住民人口调查困难的事实，则难免会有遗漏。又比较清末的人口推算，原住民人口显著减少，可想而知除了调查山地原住民时遗漏外，平地原住民的汉化也是主要原因。
      “基建”工程
      一边镇压“土匪”，一边进行为台湾经营基础的土地、旧惯、人口等调查，另一方面，后藤新平为产业开发而着手交通、运输、港湾等经济下游的基础建设﹝以下简称“基建”工程﹞。      
      日本领有当时，台湾的主要货币为硬币，以通称“墨银”﹝墨西哥币﹞为中心。为了台湾货币的统一、产业开发与振兴、以及为促进与对岸华南和东南亚的贸易金融，台湾总督府根据一八九七年四月颁布的“台湾银行法”，于二年后一八九九年七月设立台湾银行，九月正式开始营业。台湾银行法与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对“土皇帝”台湾总督的财政权来说，有如车辆的两只轮子。台湾的“基建”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公债，就是透过台湾银行筹措的，可见台湾银行担任的角色如何重要。
      至一九○四年，开始发行台湾银行券。对习惯硬币的当时的台湾人，纸币的流通犹如货币的革命。接着，台湾银行于日本国内不用说，在对岸厦门、汕头、广州、上海各地，设立分行或办事处，插入以往被英国或中国资本所把持的，台湾物产的贸易金，努力将之夺回。台湾银行设立不久，即已达成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以及东南亚伸张的先导任务。
      台湾总督府于一九○一年颁布“台湾公共埤圳规则”。埤为贮水池，圳为灌溉用河川，则有关振兴农业水利灌溉施设的建造规则，均为开拓新耕地有利的措施。水利灌溉工程于后藤离台之后被继承下来，因而台湾的耕地面积于一九一九年达到七五万余甲。及至一九四一年竟达八八万余甲，其中水利灌溉所及的耕地约五四万六千甲。水利灌溉工程给台湾农业生产带来飞跃的效果，对地租增收贡献很大。米的品种改良被积极进行，新品种“蓬莱米”也受日本人所喜爱，大量输出至日本。
      后藤新平对荷兰统治时代以来的输出产业之一、制糖业也努力加以栽培。台湾总督府于一九○二年颁布“台湾糖业奖励规则”。此规则，与其说对制糖业的“奖励”，不如说是对日本资本的“优待”，除将土地调查时被确定“无主”的官有地免费让给日本企业外，又对砂糖蔗苖费、肥料费、灌溉水利费、开垦费、机械工具费等给与奖励金，对砂糖的制造则提供补助金。后藤对过去旧式制糖技术的革新也很用心，把新渡户稻造招聘至台湾。此时，新渡户以生病及不合任官资格为理由而坚辞，但是后藤为其养病准许在办公室内置放“午睡用寝具”，任官资格问题则暂时以殖产局长“代理”名义，迎接新渡户。制糖技术与设备的现代化，使砂糖的质量与产量大大地提高，对于增加税收贡献很大。日本的砂糖消费自此以便宜的台湾产品来供给，也对节省外汇有所贡献。当时的台湾制糖业，被称为“糖业帝国主义”，可见其盛况。从招聘新渡户时的“午睡优待”，可见后藤新平对台湾总督府必要的人员，不惜以破例的优惠条件，延揽许多优秀人材。
      “基建”工程，虽在台湾领有后即有此构想，但由后藤新平真正着手实行，而在其离职后，也被继续推行。其中最基本的工程有：港湾的增建改筑、铁路敷设、道路修 改与延长、通信网的建设以及公共卫生的推行等等。台湾领有当初，北部的基隆与淡水以及南部的高雄与安平为主要的港口，但是淡水与安平因内水浅，较大船只入港有困 难。因此，一方面扩大改建基隆、高雄两港，以期增进海上交通，一方面在基隆与高雄间敷设纵贯铁路，使港湾与铁路连结起来，再将纵贯铁路与各地的道路连结，努力于陆上交通网的建设。至于通信网的建设，则建立与日本本土间的通信设备，在台湾各地开设邮便局与电信局。有关公共卫生，则迅速开设台湾医学院栽培医师，同时在各地建设总督府立医院。又透过强力的警察组织，彻底隔离传染病患者，对居民强制种牛痘及传染病的预防注射。      
      这些由台湾总督府推行的“基建”工程，对台湾产业的提升与居民健康的改善，有很大的裨益。但是必要的经费，与清末刘铬传改革一样，完全以“就地取粮”为原则，几乎全部由台湾征收的租税、台湾事业公债及专卖收入来应付，道路的修改与延长，则透过保甲制度，通常动员居民以勤务劳动来完成。
      前已说过，殖民地经营非“慈善事业”。对实践“以生物学原则”经营殖民地的后藤新平来说，并不必要杀鸡取卵，将生金鸡蛋的这只台湾母鸡养肥，尽量使牠长久继续生蛋方为上策。“基建”工程是为达到此目的而做的“基础工程”；交通网与通信网的建设，使台湾人的生活圈与经济圈变得既广又深。然而，被迫与清国隔离，又在日本人岐视中，台湾人的意识渐渐强化起来。
      彻底镇压
      儿玉总督与后藤长官在任中，对台湾经营达成多项成果。其中常被提起的是自一九○五会计年度起辞退日本政府对台湾总督府的特别补助金，自领有以来仅十年就实现了台湾的财政独立。后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曾经评论说：“台湾对于本国财政及经济来说，实在是最有价值的殖民地”。      
      儿玉总督于一九○六年离职后，由陆军上将佐久间左马太于同年四月就任第五代台湾总督。不到一年，后藤新平也离去台湾。其后，于一九一五年五月陆军上将安东贞美就任第六代总督、一九一八年六月陆军中将﹝后来升为上将﹞明石元二郎就任第七代总督、一九一九年十月文官的田健治郎就任第八代总督。在田健治郎就任之前，从桦山资纪到明石元二郎都是武官，通常被称为“前期武官总督时代” (1895-1919)。在此期间，总督主要的任务，是镇压“土匪”与殖民地的基础建设。佐久间总督的任期自一九○六年四月起至一九五十年期间十九名总督中间在任时间最长的。在其任内，他对“土匪”的镇压以及对顽抗的山地原住民的弹压，即所谓“理蕃事业”不遗余力。
      山地原住民，本来就未曾在荷兰、郑氏政权或清国的统治下服属过，统治势力也未彻底镇压使其服属。山地原住民，回异于接受统治势力教化、与移民交流或通婚而汉化的平地原住民，既对交替的统治势力毫无关系，服属更是无缘。他们反而对侵犯自己生活空间的外来者，日益产生反感。对这些山地原住民的弹压作战，由佐久间总督开始正式进行。一方面以军队、警察及隘勇﹝监视员﹞等展开大规模武力行动，另一方面，将自清国统治时代沿袭的山地原住民居住区域与移民居住区域的境界线、“隘勇线”加以延长，致使山地原住民的居住区域被侵食而缩小。受总督府的现代装备与大规模包围所迫，山地原住民终于被封入中央山脉的山谷中。如前所述，昭和天皇于一九二三年以摄政宫裕仁亲王身份访台时，将原住民名称由原来的“蕃人”改为“高砂族”。如想到平地原住民已汉化，则可了解此所谓“高砂族”主要是指山地原住民而说的。
      佐久间总督的任内，也曾发生过数次武力反抗事件。其中主要的有一九○七年十一月反抗日本企业独占樟脑的“北埔事件”、一九一二年三月反抗“无主”林地配给三菱制纸的“林杞埔事件”、以及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罗福星起义未遂的“罗福星事件”，但是都一一被镇压下来。
      替代佐久间总督的安东贞美总督，几乎于一九一五年六月赴任同时，发生了大规模起义的“西来庵事件”﹝又称“干巴尼事件”﹞。此事件以建立“大明慈悲国”为目的，波及台湾全岛，但被镇压，被判死刑者八六六名。但是执行九五名后，适逢大正天皇即位大典而特赦，七六六名获减刑为无期徒刑。以此“西来庵事件”为界，台湾人的大规模武装反抗至此结束。而且另一种新的反抗、合法政治运动又展开起来。
      安东总督的继承者、明石元二郎总督在任仅一年多，即病殁于任内。死后依其遗志将遗骨运至台湾，他是“尸骨埋在台湾”的唯一台湾总督。

台湾史7：殖民地现代化

 
      同化政策
      以一九一五年的“西来庵事件”为分界，汉族系台湾人的大规模武力反抗总算被制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己爆发，日本也已参战。但战场均在欧洲大陆，日本国内却为战争景气沸腾着，因而被讥为“趁火打劫”。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也得到了庇荫。受惠于好景气的影响，相当数目的台湾人留学生前往日本本土接受高等教育。战争快要结束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发生革命，产生社会主义政权，提倡殖民地解放与民族独立。翌年一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呼吁“民族自决”，使殖民地统治下的人民抱起很大的希望。受此影响，于一九一九年在朝鲜发生独立为目标的“三一事件”。像这样殖民地解放的世界潮流，对台湾人产生了不少影响。
      一方面，明治维新以后长期继续藩阀及官僚政治的日本，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政友会的原敬内阁掌权后，总算开始有政党政治的端倪。日本的政党政治对台湾总督人事起了强烈反映，从前的武官总督被调换，为文官总督开了路。原内阁于翌年八月将台湾总督府官制修正，把限定陆海军上将或中将的总督任用资格放宽，使文官就任成为可能。同时设立新的台湾军司令官。而且当文官就任台湾总督之时，规定军政与军令由台湾军司令官统辖。总督仅有一般政务的统理权，若因维持治安必要时，可请求台湾军司令官调派兵力使用。
      原敬还是外务次官的一八九六年二月，曾向台湾事务局提出“台湾问题二案”﹝同化政策与非同化政策﹞，仿照法国殖民地阿尔吉利亚，主张“内地延长主义”的同化政策，以作为统治台湾的基本政策。原的此一提案虽未被否定，但与后藤新平的“生物学原则的殖民地经营”明显地有所不同。日本政府与台湾总督府所采取的政策，既非原敬的急进同化政策，也不是后藤新平比喻“比目鱼与赤鬃鱼的眼睛”的非同化政策，而是走中间路线的“渐进同化政策”。
      原敬就任首相后，即迈向实现自己的理论。不但更改台湾总督府的官制，同时对台湾总督的立法权也加以限制。授与台湾总督立法权的一八九六年“六三法”，原来系以三年为期的有时限立法，但经再三延长后，于一九○六年改为有效期限五年的法律第三一号“有关在台湾施行法令的法律”﹝“三一法”﹞。但是“六三法”与“三一法”在本质并无差异，主要是对付侵犯帝国议会的立法权与违反帝国宪法的所谓“国会对策”。原内阁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制定法律第三号“有关在台湾施行法令的法律”﹝“法三号”﹞，以代替“三一法”。如依“六三法”或“三一法”，则在台湾施行的法律是以总督命令的律令为原则，但“法三号”则以日本的国内法在台湾施行为原则，唯一例外是承认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该“法三号”与原敬早先随附“台湾问题二案”提出的根据同化政策的“法律案”内容，几乎同出一辙。      
      在原敬内阁之下，于一九一九年十月，田健治郎被任命第一位文官总督，而陆军上将柴五郎被任命为台湾军司令官。此时的田健治郎，虽不是原敬所领导的政友会党员，但也算属于“政友会派系”。而且，田与原敬都是日清战争后台湾事务局的委员。同时曾参与策划台湾统治基本政策的立案，而支持原的同化政策。田总督与桦山资纪一样，是所有台湾总督中唯有的两位当过大臣者。由于田被起用就任总督，可看出原对台湾统治的意念与热心。
      政治运动
      异族的殖民地统治，因把被统治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破坏、强制政治随属、再加上经济上的压迫，必然惹起被统治民族的反抗运动。日本的台湾统治也不例外。反抗运动有武力反抗与政治运动。台湾的情形则以一九一五年的“西来庵事件”为界，“非法”的武力反抗渐渐转变成为合法的政治运动。
      台湾人最初透过合法的政治组织，反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产生的“台湾同化会”的运动。台湾同化会以明治维新元老、板垣退助为中心，由台湾中部首富、居住雾峰的林献堂等的奔走而组成，是以“由内地人﹝日本人﹞与台湾人共同组织，相互敦睦交际，促进同化以回应一视同仁的皇猷。”为宗旨。但是，参加此运动的台湾人真正的目的，不在与日本同化，而在追求与日本人平等的待遇。因此该运动在总督府的强烈弹压与在台日本人的中伤之下，被认为有“妨害公共安全”，翌年二月台湾同化会受命解散。虽然台湾同化会仅维持两个月，但是却将散居在台湾各地关心政治的台湾人同志结合起来，对以后的台湾人政治运动产生了很大作用。此时，原为公学校教员的蔡培火，因在台湾同化会里替林献堂与板桓退助做通译，被怪罪而遭免职，得了林献堂的资助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后来在东京，蔡培火居中将林献堂介绍与许多台湾留学生相识。
      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台湾人留学日本，自一九○一年左右开始，以后年年增加，至一九一五年人数已达三百余名，及至一九二二年数目竟激增为二四○○名。这些留学生，受到推翻二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及俄罗斯革命的冲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潮流中，受各国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刺激，又被日本本土大正民主风潮的强烈影响。这一时期台湾留学生的心情，可以从一九二○年七月创刊的『台湾青年』创刊辞看出端倪。该辞高呼着：“诸位！起来吧，时机已经来到。见义不为者，乃是懦弱无能之辈。抗拒世界潮流者，为文明落伍之流、、”。
      一九一八年末，由蔡培火奔走的结果，组成以台湾留学生为中心的“启发会”。目的在于研究“以何种方式把台湾人解放、由目前的桎梏拯救、、、”，林献堂被推选为会长。当前的目标虽以“六三法”﹝改为“三一法”，但一般仍称为“六三法”﹞的废除运动为主，但是启发会不久于发展中解散。一九二○年一月重新改组为“新民会”。表面上，新民会以“研究台湾所有应革新事项，追求文化向上”为目的，但是真正的意图，是实现台湾人地位的改善及向上。新民会将学生会员附属于伞下的“台湾青年会”，创办『台湾青年』月刊，蔡培火担任发行人。『台湾青年』是台湾史上、台湾人发行的最初的政论杂志。
      于一九二二年四月杂志名称改为『台湾』月刊。第二年四月又改为汉文的半月刊『台湾民报』，十月起成为旬刊。后来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发展成为周刊，自一九二七年起获淮在台湾发行。一九三○年三月改称『台湾新民报』周刊，一九三二年四月终于发展成为日报。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
      新民会虽然继承启发会的“六三法”废除运动，在辩论中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来当律师的林呈禄认为：“六三法”废除运动是台湾人自己否定台湾的特殊性，反而去肯定原首相及田总督的基于所谓内地延长主义的同化政策。所以主张中止该运动，而根据殖民地自治的理念，提倡要求设立强调台湾特殊性的“台湾议会”请愿运动。林呈禄并将其主张整理成题为“六三问题的归论”的论文，登载于『台湾青年』。此论文给予台湾人的合法反抗运动带来“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这一决定性目标，所以具有重要意义。讽刺的是，林呈禄论文的论点，即是帝国议会内政府委员与反对派议员、后来包括在野党议员的有关“六三法”“三一法”“法三号”的论点，好像将其矛盾整理加以指摘的。后藤新平以“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剑”为由，论述对殖民地的人民只需最低限度的教育。他的话似乎没有说错。
      新民会会长林献堂，虽然把运动的目标定为争取台湾自治，但是自治运动如果走向极端，惟恐引起与日本政府及台湾总督府的同化政策正面冲突。根据这个判断，又提防妄加不必要的刺激和避免无用的弹压与牺牲，所以规避主张要求完全的自治。而自制地主张争取“半自治”的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以要求对台湾总督的立法权、及对财政权特别会计的编制预算拥有协赞权。新民会赞成林献堂的主张，依行使帝国议会的请愿权，决定请愿要求制定“台湾统治法”。再根据该法设立“台湾议会”。
      自一九二一年一月起，为追求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自治，一项现代化而合法的民族运动，“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就此展开起来。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最后请愿运动停止以前，十四年期间锲而不舍地向帝国议会请愿共一十五次。当第一次向帝国议会提出请愿书不久，日本政府提出代替“三一法”的“法三号”法案、而原首相和田总督在帝国议会里自信满满地在说明同化政策之际，在东京发生赞同该政策的朝鲜人，追求中央参政权运动的领导者闵元植被自己人暗杀的事件。这对于反对同化政策的设立台湾议会愿运动的人士是一大鼓励。
      依日本政府及台湾总督府看来，请愿虽然表面上是以追求自治为目的，但其终极目标在于台湾独立，所以加以警戒。帝国议会以“不裁决”、“不上呈”、“审议未了”其中任择其一应对之，结局台湾议会的设立未能实现。
      对此运动不但表示理解，而且着论从旁支持的日本人学者，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矢内原忠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山本美乃越、明治大学教授的泉哲等，还有向帝国议会请愿时担任介绍的贵族院议员江原素六、山协玄、渡边畅，以及众议院议员田川大吉郎、清濑一郎、神田正雄、清水留三郎等人。不用说，这些日本人的支持使台湾人勇气百倍。以全台规模展开的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产生了许多台湾人政治领导人才。虽然在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人做为现代市民开始有所觉醒，日本宪警的弹压加强了台湾人意识，意义重大。
      总督府的对策
      第一次设立台湾议会请愿书提出后，一九二一年十月台湾，由宜兰出身的蒋渭水医师奔走结果，创立“台湾文化协会”于台北。台湾文化协会以“助长台湾文化的发展”为目的，集结一千余名会员。林献堂膺选为总理，蒋渭水为总干事，蔡培火等四一名当选为干事。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政治结社，所以标榜 “发展文化”。但与东京的新民会台湾青年会连携，一方面展开文化活动，努力于唤起台湾人的民族自觉，而成为在台湾实际推动设立台湾议会运动的母体。这些台湾人团体的领导者，几乎都是相同的那些人所属会员也多数重复。因为日本本土与台湾法域不同，对结社取缔标准有所差别，这是为着要在严密监视下的台湾活动的权宜措施。
      第一次请愿书提出后，田健治郎总督立即对林献堂等人严厉警告说，绝对不能容认设立台湾议会，并要求撤回请愿书。又以既有的“台湾总督府评议会”来代替台湾议会，加以利用。把林献堂及与总督府协力的八名台籍“御用绅士”，一并任命为评议会委员。此评议会只不过是“附属于总督，应其咨询陈述意见”而已，到底不能与台湾议会并论。
      不顾总督府对他怀柔，林献堂毅然参加第二次请愿。田总督一边设法说服林献堂，一边向债权者的金融机关施压，迫使林献堂一时脱离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这时候，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己经与台湾文化协会分开，并有新设“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的构想。因被台湾总督府察知，而立即将国内法的“治安警察法”适用于台湾，以对付新设立的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那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事。翌一九二三年一月，蒋渭水等根据治安警察法，写下台湾文化会不涉及政治的切结书，并提出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的结社申请，但被总督府以“保持安宁秩序”为理由禁止结社。并以林献堂的堂弟参加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为由，把林献堂的总督府评议会委员职位罢免。
      总督府为对抗台湾青年会，在东京指使陈金水等人准备组成“同仁会”，以推行基于同化政策的中央参政权运动。但是因被台湾留学生瞪白眼，未能组成。又拥立曾把日本军从基隆引入台北城的台湾屈指的“御用绅士”、同时也是总督府评议会委员的辜显荣，让他开办对抗台湾文化协会的演讲会。但因辜显荣重复地强调“吾人宁可做太平狗，不可做乱世暴民”，而引起台湾人的反感，总督府的计划归于失败。总督府仍不以此为足，集合辜显荣、林熊征等所谓“有力者”的“御用绅士”，着手组织“台湾公益会”。虽然总督府期待以辜显荣为会长的台湾公益会成为“与文化协会以及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关系人士对立的一大势力”，然而诚如总督府自己的记录所写：“会员并无任何卓见或热情，多半依附现实，迎合官宪而入会、、、慨无可观活动”，终以“龙头蛇尾”收场。
      于一九二四年第五次请愿时，总督府看见台湾与东京两地台湾人的狂热情况，为对抗请愿运动而利用“御用绅士”，在辜显荣的家里召开“全岛有力人士大会”。参加此大会的“有力者”共二八名。诵读事先准备好的决议文，以谴责请愿运动系少数野心家所策动而草草收场。对“全岛有力者大会”愤懑的台湾文化协会及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关系人士，立即在台北、台中、台南集结数千人召开“无力者大会”，决议如下：“吾人为维护吾人的自由与权利，决意将伪造舆论、蹂躏正义的自称全岛有力者大会的怪物加以扑灭”。“有力者大会”仅二八名，“无力者大会”则达数千名，台湾人支持那一边，不问而知。
      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
      在台湾被禁止的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立即于东京以同名、同目的、同会员成立组织，并得到内务大臣的许可。在东京成立的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的会员，于完成第三次请愿后返回台湾。台湾总督府以“法域虽不同，会员大部分系旧结社会员，会名又相同，而且在台湾岛内活动”为理由，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台北地方法院三好一八检察长指挥，动员所有的警察，将台湾文化协会与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一干人士以违反治安警察法嫌疑而加以逮捕。同时禁止有关此事件的报导，并采取检查所有发向日本本土的电报及书信的彻底措施。在这次“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中，九九人受传问，家宅被搜索。其中被拘留者四一名，蒋渭水等十八名于翌一九二四年一月被起诉。第一审因以“证据不充分”全体获判无罪，第二审则蒋渭水为首的八名被判三至四个月徒刑，蔡式榖等五名被判科罚金一○○圆，均依参加请愿运动的份量比例而处罚。虽然后来蒋渭水等提出上诉，但是一九二五年二月的第三审维持第二审判决，刑罚就此确定。
      三好检察长在法廷论告时，引用清国全权大使在日清和平会议向伊藤博文所说的“台湾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并举日本自一九一五年领有台湾以来的“土匪叛乱”为例，强调台湾人反叛的民族性。他说台湾人没有资格要求自由权利，台湾人如不喜欢同化政策，应趁早离开台湾云云。辩护律师渡边畅﹝贵族院议员﹞对此提出反驳说：﹝1﹞ 该结社是一旦在台湾被禁止解散后，在东京以同名、同目的设立的结社，在法津上绝对没有问题，﹝2﹞同化政策虽然是政府的政策，反对并不能说是叛逆，﹝3﹞将台湾议会促成同盟会在东京的合法行动在台湾处罚，这是忽视法域不同的事实，﹝4﹞叫反对同化主义的人离开台湾，如何能同化不同民族？此外，清濑一郎﹝众议院议员﹞又这样辩驳：﹝1﹞ 把请愿当作叛逆的心理拿来统治台湾，永远不能使台湾人心服，﹝2﹞同化政策已是陈腐的想法，﹝3﹞甚至合法的政治运动也要以强权压迫，这种做法会惹起更大的问题，﹝4﹞ 司法有如多刃之剑，如以偏见运作，则国家与被告均会受伤害。清濑辩护律师提到三好检察长“台湾人如不喜欢同化政策，应离开台湾”的论告时，抑制不住他的感情，加以辩驳说：“在台湾土生、土长，同时做为帝国臣民的台湾人，只因反对同化政策，就命其退出台湾的话，无论在国法、或在人道上，都是不可原谅的暴论”，言辞慷慨、声泪俱下，使法廷大受感动。渡边畅与清濑一郎因此次审判机会，在贵族院和众议院里成为介绍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议案的议员，一直协助到请愿运动停止为止。
      台湾总督拥有在台湾的司法权，审判官与检察官又都在他的指挥之下。当然，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审判的结果，自始即可预料。但是透过审判的过程，使要求自治的正当性、以及问题本质得以明朗化。而且更可贵的，是台湾人的民族运动首次以法廷斗争的方式争辩，对培养法治国家的市民意识，有不可衡量的意义。                              
      蒋渭水在判刑确定同时，立即被收监。但其它人即俨若赴前线的英雄壮士一般，盛大欢送会之后，在同志与市民示威游行中欢送入狱。又于出狱时，像迎接凯旋战士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自此以后，凡为政治运动入狱的政治犯则被视为英雄，数月或一、二年的入狱被视作“附有伙食的免费旅馆”。但是，这样的认识与感觉，虽然在殖民地之下，因为是在“法治国家”才可通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之下，则行不通。因此，“二、二八事件”时，台湾人的领导者与知识分子无可奈何地被牺牲。
      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文化协会直到一九二七年分裂以前，留下了很多足迹。其活动始于出版会报，会报第一号曾刊载蒋渭水的“台湾临床讲义”。根据此文，台湾的状况是“原籍：中国福建省，现在：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病状：道德败坏、迷信、知识浅薄、卑贱、懒惰”“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缺乏知识营养”“治疗：补给知识营养”这可说是对自己的严厉批判。像蒋渭水的这样刺激性的表现，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是很大的冲击。台湾文化协会除了推行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外，同时也担任补给台湾人“知识营养剂”的任务，展开了种种文化活动。
      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当中，包括在台湾各地设立“读报社”提供新闻与杂志，周末及节日举办“文化演讲会”，由剧团上演新剧，由“美台团”放电影等等。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在启蒙台湾人意识、增进知识、对政治关心，尤其是唤起对日本殖民地统治批判。其中的文化演讲会，在治安警察法适用于台湾后，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四年期间就举办约八○○次之多，在台湾各地吸引听众总计超过三○万人。不用说演讲会，凡是所有的活动都是根据治安警察法，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与取缔下进行的。但是，警察的干涉或与警察的冲突，反而增进了台湾人意识。台湾文化协会创立至分裂的六年期间，可以说是“台湾人的复兴”。此六年，是所有各派势力凝集在一起的一个重要时期，被称为台湾民族运动的“统一战线时期”。
      但是，结合所有势力的结果，反而孕育分裂的种因。此外，林献堂为首的领导者都是中产阶级或中产以上的资产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由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与翌年日本共产党的成立可以看出，那时己经是共产主义运动高扬、阶级斗争抬头的时代，台湾也未能逃避其影响。所谓台湾人“统一战线”，原来是在台湾文化协会下不分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也即无右派左派之分别所结合。因此，从民族运动的设立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一直到农民斗争及劳动争议，都加以领导。而且，因为都在强权之下被压制，所以对“合法反抗运动”产生疑问和批判，渐渐由思想论争发展至路线斗争，终于台湾文化协会的主导权落在左派的掌握之中。分裂后，右派的蒋渭水与蔡培火等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组成台湾史上最早的合法政党“台湾民众党”，可惜己失去过去台湾文化协会的气势。台湾民众党在蒋渭水的领导下渐渐倾左，因此右派的林献堂和蔡培火等又脱党，另外于一九三○年八月组成“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台湾民众党由于领导阶层的分裂，加上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禁止结社命令，成立不到四年就被迫解散。
      另一方面，台湾人民族运动的最左翼“台湾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援助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法国租界成立。因台湾系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共产党在组织上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民族支部”，编制在其指挥与命令之下。台湾共产党组党之际，谢雪红等台湾人七名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彭荣、朝鲜人共产党员的吕运亨均予列席。在此特别要提的是，台湾共产党的纲领里，曾经举出“台湾民族的独立”与“建立台湾共和国”，对日本的台湾领有权由正面加以否定。台湾共产党自组党以后，无论在中国或日本，甚至在台湾也始终没有越出地下活动的范围。因而侵食左派所控制的台湾文化协会，一九三一年终于完全掌握其主导权。但是同年六月台湾共产党员全部被逮捕，年底台湾文化协会干部也遭到捡举，台湾文化协会遂寿终正寝。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自动解散，自此台湾人的政治运动就消声匿迹了。
      教育的充实
      后藤新平依据“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剑”的想法，对施予台湾人必要以上的教育是消极的。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必要养成台湾人成为现代产业的劳动工人、下级官员以及中坚技术人员，总督府不得不设法充实学校教育。
      清国统治下的台湾教育，在通称“书房”的私塾里进行，总督府于领有台湾的翌一八九六年，在台北设立“国语学校”。其它台湾各地也开设“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分为养成教员的“师范部”﹝后来的师范学校﹞与实施中等教育的“国语部”二部份，各地的国语传习所自一八九八年起成为台湾儿童初等教育机关的公学校。一八九九年设立“台湾医学校”。后来到一九一九年，陆续在各地开设中学、高级女子中学及职业学校。与清国统治时代的教育相比，纵然有隔世之观，然而因政策上与日本本土的教育体系隔绝的关系，往日本本土升学之路是封闭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的日本儿童及学生系就读于与日本本土一样的“小学校”及“中学校”，由此可见对台湾人的差别，以及对“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剑”警戒的端倪。
      文官总督就任与同化政策的推行，使台湾的教育改头换面，变得更为充实。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及台湾均受到战争景气的恩惠。活跃的产业，国民所得显著的增加，有助于台湾教育机关的整备与增设。同化政策之下，本土与台湾的教育制度也实行一元化。及至一九四四年日本将台湾放弃的前一年，教育统计数字达到：小、公学校一一○九校、学生数九三万二四七五名，师范学校三校、学生数二八八八名，职业学校一一七校、同三万二七一八名，高级女子中学二二校、同一万三二七○名，中学校二二校、同一万五一七二名，高等学校一校、同五六三名，专门学校四校、同一八一七名，帝国大学一校、同三五七名。尤其一九四四年的儿童就学率竟达九二.五％之高，虽说在战时体制下养成战斗人员为当务之急，如果与各国殖民地的教育状况相比较，就可看出日本格外倾力于台湾教育的普及。
      日本对殖民地台湾教育的重视，比起英国的殖民地马来亚，值得特别一谈。英国自一七八六年起侵入马来亚，但是过了一世纪半后一九四八年才设立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反观日本于一九二八年设立台北帝国大学时，是领有台湾后仅三三年的事。为设立大学必须先设立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由此则可看出，英国对马来亚与日本对台湾的教育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今天马来亚虽然与新加坡分离独立，新加坡比较好些，马来亚则苦于必要的人材不能自给。在台湾化学界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台湾大学修完学士课程后留美﹞，医学界即有与世界先进国家比美的水平。笔者无意肯定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但是若没有日本殖民地下的现代化，尤其是教育的充实，则可能没有一九七○年代后台湾经济的突飞猛进，或会迟延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确如后藤新平所担心，充实的教育提高了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助长了对殖民地统治的反抗运动。但是，日本的台湾统治最大的“遗产”是“基础”建设中软性的教育，无此则台湾人做为一个现代市民的觉醒，恐怕会大大地落后。又于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大部份教师比起日本官吏及警察，负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并具有优秀的人格，因此备受台湾人的敬爱与信赖。
      今天在台湾人老一辈中可看到的亲日感情，起因于这些日本人教师的感化，成分可说很大。日本放弃台湾之后，成为新统治者的国民党政权，将这一段日本殖民地下的教育指为“奴隶教育”，那不过是缺乏对近代市民意识认知的为政者，为了隐蔽自己独裁腐化的政治，欲把责任转嫁于他人的借口而已。
      振兴产业
      由一九一九年田健治郎就任开始，文官总督共有：内田嘉吉、伊泽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九人，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被称为“文官总督时代”﹝1919-1936﹞。 其后，为因应中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再度起用军人的小林跻造﹝海军﹞、长谷川清﹝海军﹞、藤利吉﹝陆军﹞ 担任台湾总督，称为“后期武官总督时代”(1936-1945)。 后藤新平所推行的 “基础”建设与产业振兴，在文官总督时代被继承下来，于战时体制下的后期武官总督时代，更加速而进行。
      依据一九一七年的统计看下基建设与产业振兴的成果，则大约如下：基隆与高雄港口的建设、铁路由一○○公里延长至六○○余公里、基隆至高雄有如台湾动脉的纵贯铁路全线开通。水利灌溉事业的建设也有进展，耕地面积由六四万增至七四万甲。食米生产由二五○万石倍增至五○○余万石，砂糖生产则由三○四一万公斤飞跃增加十一倍达到三亿四四○○余万公斤。至于贸易，不但转亏为盈，输出增加九.八倍，输入则增加五.四倍，计有五六八七万圆盈余。总督府的公营事业收入由二五一万圆增加四.七倍而达到三六九六万圆。另一方面，人口也由三○○万增加到三六○万人，成为振兴产业不可缺的劳动力。
      日本政府在领有台湾当初，每年拨给台湾总督府约七○○万圆的补助金，预定十三年后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但是由于产业发展顺畅以及专卖与地租收入等增加，台湾提早于一九○五年完成财政的独立，其间自国库仅得到补助金二四二四万圆。二年后的一九○七年开始，甚至有能力资助日本政府的财政，台湾竟成长为“会生金蛋的母鸡”。然而，透过这样醒目的产业发展，台湾的经济却与政治一样完全被殖民化，也即从属于日本经济，这是不能忽视的。
      在这期间，台湾各地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式建筑物。这是后藤新平所倡导的“文装的武备”，也即为补助殖民地统治下的武力配备，驱使现代文明的伪装来威压，以对付反抗运动。在台北新市街中心所建设的总督府，就是其中最巨大者。总督府于一九一二年开工，费了七年岁月于一九一九年落成。二一○○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样式、以红砖砌造、威风凛凛的堂堂雄姿，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是足够畏怖的吧。这座象征日本统治台湾的建筑物，于今日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的“总统府”，仍然继续“威压”着台湾人民。      
      在交通方面，有纵贯铁路的中部海岸线、八堵与苏澳间的宜兰线、高雄连结屏东与枋寮的屏东线的通车，基隆港第二期工程的完成，全岛道路网的建设扩张等等。而且，为发展农业所需的水利灌溉施设，即有嘉义与台南为中心的南部平原嘉南大圳，与桃园为中心的北部平原桃园大圳，水利灌溉达到全部耕地的五五.五％。此外有日月潭发电所及大甲溪发电所的建设，计划以增强产业所需动力。一九三五年前后的台湾，己有水力发电所二六处、火力发电所九处，至此发电所的建设可说已告完成。
      台湾总督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台北举行“台湾始政四○周年记念大博览会”。那时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曾派遣以福建省与厦门市干部为主要成员的视察团，除了参观博览会外，仔细地视察日本统治下台湾的施政。视察团归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发表题名『台湾考察报告』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大大地称赞日本的台湾统治，并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日本人能为甚么中国人不能”“仅只四○年的经营，台湾与中国的差别如此惊人！”等评语，不但没有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统治，而且为其成果惊愕而赞不绝口。
      雾社事件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在中央山脉中部的雾社，发生山地原住民袭击日本人的事件。当天是雾社公学校运动会的日子，日本人与汉族系台湾人父兄及子女聚集在一起。开会甫开始，以升旗为信号，约有二○○名武装的山地原住民突然冲入会场，几乎将所有日本人全部杀伤后，继而向警察驻在所、办事处、官舍逐一加以袭击。占据三日之后夺取取武器弹药，向山区退去。此次袭击，共有日本人一三二名遭杀害，二一五名受伤，还有穿着和服的台湾人二名也被误认为日本人而被杀死。这次“雾社事件”，因为仅以杀害日本人为目的，可以看出事件的特征。      
      当时石冢总督立刻请求台湾军司令官派军队支持，而出动了八○○余名。此外尚有武装警察及汉族台湾人壮丁团﹝相当于青年团﹞合计派遣二七○○余名，开始征讨。此次征讨曾使用过轰炸机、毒瓦斯，经过五十几天 的苦战后，终于加以镇压。参加此次起义事件的，是居住于雾社的十二社山地原住民中间的六社，其人口计约一四○○人。在征讨过程中，二七六名被杀害，剩余的人被强制迁移到依附总督府的山地原住民居住地。但是，翌一九三一年四月，又因别部族的袭击而有二一○人被杀害，称做“第二雾社事件”。
      雾社事件发生在日本的台湾统治已经上轨道、原住民的教化也有了进展、“理蕃政策”的成功正被歌颂的时候，因此所受的冲击也更大。起义人员的中间，有一位毕业于总督府立台中师范学校、且曾任警官、使用日本名字“花冈一郎”的，竟也牵涉在内。迫使日本政府以及台湾总督府对原住民政策不得不重新检讨，甚至发展到石冢总督与人见次郎总务官引咎辞职。
      雾社事件的发生，被指出起因系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其中特别是对讨伐与强制劳动、官宪的傲慢态度、假借权势以诱惑妇女等因愤怒而爆发。虽然如此，原住民的日语教育普及率，比较汉系台湾人为高。直到今日，日语仍然是原住民部族间的共通语言。又进入太平洋战争后，全以原住民编成的“高砂义勇队”，在东南亚战线为日本国奋勇而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若因雾社事件而把日本对原住民的教化与政策一律断定为失败，则未免太过武断。

台湾史8：二战日期

 
       皇民化运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发生满州事变，翌年三月“满州国”建立，中日关系一直恶化下去。至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际连盟，加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然后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芦沟桥事件，发展成为中日战争。进而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勃发，日本向战争之路突飞猛进。做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不容置啄也被编入战时体制下。为因应战时体制，于一九三六年九月预备役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被起用为总督。这是所谓“后期武官总督时代的开始。小林总督甫就任，则表明要以台湾人的“皇民化”、台湾产业的“工业化”、使台湾成为进出东南亚基地的“南进基地化”，做为统治台湾的基本政策。
      所谓皇民化，无非是将文官总督时代的同化政策再加以强化，是以“灌输彻底的皇国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言语风俗并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素质”为目的。企图将台湾人变质成为“天皇陛下赤子”的皇民化运动，在小林总督就任后不久便展开下来。而且在芦沟桥事件后，第一次近卫文磨内阁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则更加以强化。废止报纸的汉文栏，推行使用日语，撤废寺庙偶像，强制神社参拜，禁止台湾风俗习惯仪式等等，接二连三地加以实施。这些可称为台湾人精神改造的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发动强权施行的，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的“皇纪二六○○年记念日”，也开始进行台湾使用日本名的“改姓名运动”。
      第二次近卫内阁于一九四○年十月发起“大政翼赞会”，台湾总督府则设立“皇民奉公会”以呼应皇民奉公会就是以达成强化大政翼赞的战时体制，与推进台湾人同化和皇民化的双重目标为目的。总督亲任会长，总务长官为中央本部部长，底下则设总务、宣传、训练、文化、生活、经济等各部门。
      地方组织并在州与厅设支部、在市与郡设支会、街﹝町﹞与庄﹝村﹞设分会、区则设区会、部落则设置部落会，在市民之间则组织奉公班。各级奉公会的会长，因为由各所属行政机关的主管兼任之故，皇民奉公会虽然与行政组织系同属一体，但是另外横的组织即有“奉公壮年团”、“产业奉公团”、“挻身奉公队”、“文学奉公队”、未婚女性组织的“桔梗俱乐部”等等。再者，为了养成进出东南亚的人员，设立“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等，以训练台湾人的青少年。皇民化运动不仅为了使台湾人日本化，而且是为了完成战时体制并向战争推进，是拖累全部台湾人的巨型运动。      
      南进基地与工业化
      日本早在进入太平洋战争之前，就已准备侵入东南亚的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也即准备“南进”。象征这个企图的，即是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依敕令而设立“台湾拓殖株式会社”。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是政府与民间同额出资、半官半民的国策公司。社长经拓务大臣认可，由台湾总督加以任命。设立当初的资本额为三○○○万圆，但随着战局扩大一再增资，至一九四一年已超过一亿圆，并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二个子公司的大企业。投资地区以台湾为首、日本军所占领的中国南部、以及东南亚各地。又，投资对象包括开拓、殖民、工业、商业、矿业、运输业、娱乐业、证券业等遍及多方面。台湾拓殖公司即是为经济上从侧面收割“战争成果”而设的机关。
      本来，殖民地的经济系隶属于宗主国经济，通常由殖民地提供资源或原料，在宗主国商品化之后再以殖民地为其销售市场。这是殖民地经营的定律。直到文官总督时代的台湾经济，大概沿着这定律而行。除了制糖业所代表的食品加工，大体以农业与轻工业为中心。但是在战时体制下，台湾产业的振兴却把这定律推翻，向军需工业有关的重工业急速发展。尤其在进入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为着供给原料、分散重工业、南进补给基地等需要，台湾的重工业完成了飞跃性的成长。
      到一九三七年为止，台湾的工业仅是农产物加工业程度的规模。但以中日战争为契机，而且随后进入太平洋战争，因而成为“南方作战的兵站基地”，军需关连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养成，钢铁、化学、纺绩、金属、机械等现代工业呈现活跃壮况。至一九三九年工业生产终于赶上农业生产，占总生产额的四五.九％，达到五亿七千万圆。台湾已到了工业社会的门口。自此以后，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工业生产，不下于农业生产，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已超过七亿圆，达到最高记录。但是，不久由于受到米军轰炸损害，工业生产急转直下。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基础建设”工程建设也更上一层楼。一直到日本放弃台湾之前，公营铁路被延长九○○公里，公路汽车伸长到农村地区。港湾的建设、扩张也有进步，一万吨以下的船只在基隆港可停泊二十五只、在高雄港则可停泊三十四只。主要都市均引有自来水，部份也设有下水道。总督府立的总合病院在各地共设有一十二处，由此传染病几乎绝迹。航空路线被开设，台北、宜兰、淡水、台中、台南﹝二处﹞、台东、高雄、马公等地建设兼军用的空港，不仅连结台湾岛内以及日本本土之间的国内线，一时甚至与曼谷、西贡﹝今日之胡志明市﹞、广州之间也有国际线开航。无线电广播也已开始，在台北、台中、台南、嘉义、花莲等地设置广播电台，并有海外广播。邮局分设普通局及特定局，与各地分局合计设有二二三处，电信局则设有线、无线计四五四处，装有电话的户数共计二万五千人。
      战时体制下的台湾人
      日本的台湾经营，长期以宗主国“日本的工业”与殖民地“台湾的农业”的基本政策贯彻实行。跨越热带与亚热带的台湾，稻米三期作也属可能，加上品种改良的成功，稻米生产的成长顺利，甚至被称为日本的“榖仓”。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而食粮统制成为必要，因而于一九四三年颁布“台湾食粮管理令”。根据此令而设的“台湾食粮营团”，开始食粮统制与配给。至此，台湾人首次经验了食粮的严格统制与不足。到那时为止，由传报的中日战争日本一面倒的胜利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的辉煌战果，一般台湾人相信日本会战胜。因此食粮的统制与配给，使他们感到事体严重。
      本来，日本政府没有要台湾人负服兵役的义务。但是随着战线的扩大，致使兵员不足，开始征用台湾人充当军属与军夫，大量地送往前线。而且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志愿兵”名义，开始“征兵”。这就是“陆军特别志愿兵”。至一九四四年的三年期间，共约六千余名志愿兵被送上战场，其中原住民占约一八○○余名，编成“高砂义勇队”。一九四三年八月起，约三千余名被征编成“海军特别志愿兵”，然后战局更加恶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起，约有八千余名被投入海兵团。似此台湾人等于直接加入战争的旋涡，战争已不只是日本人的事了。
      随着战局的恶化与兵员的大量消耗，一九四四年九月台湾也实施征兵制度，征集了二万二千余名。讽刺的是，配合征兵制的实施，翌年三月修正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虽然只限五名，但第一次开启将台湾人送往帝国议会参政之路。再说，此权利在未有机会行使之前战争就结束，而且因为日本放弃台湾，台湾人终于未能成为“日本人”。根据一九七三年四月日本厚生省援护局的资料，被驱使参战的台湾人军人共计八万四三三名，军属与军夫共计一二万六七五○名，合计二○万七一八三名。战死及病死者三万三○四名。此数字乃每七人死一人的高比率，以终战时的台湾人口﹝约六○○万人﹞计算，约每二○○○名有一人成为战争的牺牲者。这三万余名台湾人牺牲者、与负伤的军人、军属、军夫，于战后，以失去日本国籍为理由，不曾接到任何补偿。
      后来于一九七四年底，在印度尼西亚的摩罗泰岛残留、三○年来首次被发现的原日本兵原住民斯尼恩﹝日本名中村辉夫﹞被救出事件为契机，开始展开台湾人原军人、军属、军夫的补偿运动。虽然诉讼上以战后丧失日本国籍为理由而败诉，但依一九八七年九月成立的议员立法“有关对台湾住民战死者的遗族发放吊慰金的法律”，日本政府以战病死或重伤者为对象，支付每人二○○万圆的吊慰金。然而，同样以“日本兵”身份在战场流血，战后日本人与台湾人所得到的待遇即有天壤之别。再说，美、英、法等宗主国对其殖民地人民被送上战场者于战后施以优厚的补偿。从这差异来看，则日本政府对台湾人的所谓“一视同仁”或“皇民化”的同化政策，受非议为统治手段，也无话可说。
      日本战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日本战败的“玉音广播”在台湾也曾播放。战败非但对日本人，不，比日本人更给台湾人带来命运的大转变。但是，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对一般台湾人来说，日本战败的意义是甚么，会带来甚么样的变化，几乎没有人晓得。台湾虽也遭受过美机轰炸，却没有像流球遭到敌军登陆。虽说战败，台湾总督府以及其它行政机关依然健在，日本军也还驻守岗位。只有一小部份知识分子透过美国的播音，悄悄听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开锣宣言”及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知悉日本战败会有“台湾归还中国”一回事。所以，有人因从长达五○年殖民地统治的重压获得解放而欣喜，也有人因 “昨日敌人”突然变成“祖国”而抱着复杂心情者。但知道中国与台湾现代化差别的人当中，也有认为台湾独立的时机来到者。可悲的是，无论如何台湾人当时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
      在台的日本军人，有一部分不愿接受战败的现实，企图与台湾人协力使台湾独立。曾任台湾军参谋的陆军少校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为组织“台湾治安维持会”召集了所有与日本的台湾统治协力或反抗的台湾人领导者。终战翌日的八月十六日，中宫秘密与辜振甫﹝辜显荣的儿子﹞会晤，出示维持会的组织成员。据此，林熊祥为副委员长、贵族院议员许丙为顾问、辜振甫为总务部长、委员长即预定由林献堂担任。翌十七日经过第二次接触后，二十二日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杜聪明、律师林呈禄、贵族院议员简朗山与辜振甫等连袂往访安藤总督。但是安藤总督不但反对台湾独立，也禁止了自治运动。因此，二十四日所有关系者三○余人聚集在许丙家宅，做了中止运动的决定。后来，国民党政权对此“台湾独立计划”事件的关系者加以处罚，各处一年十个月至二年二个月的有期徒刑。
      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人
      随着战败，台湾人的军人、军属、军夫由中国与东南亚各地的战地陆续复员回到台湾。另一方面，在台湾的日本人也开始返回本土。终战当时在台的日本人，包含军人一六万六千余人，约有四十八万八千余人。日本人的遣送回国，授命于国民党政权设立“台湾官兵善后连络部”，由安藤总督担任部长，实际业务即由总督府须田农商局长以副部长职位担当。遣送由军人开始，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完成。一般人为了日本本土混乱并且缺粮、又因已经习惯于台湾的生活、而且虽然战败几乎没有人受到台湾人的报复，约有二十万人志愿留在台湾。但是，来台湾接收的国民党政权，不准大量日本人留在台湾，加上物价波动等社会混乱开始发生，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希望归返日本。
      遣送日本人回国，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完成。被遣送者每人仅准许携带现金一千圆及途中的食粮、旅行袋二个份的生活必需品。费了半世纪惨淡经营建立有形无形的财产一律抛下而回国。结果，实际回国的包括军人共计四六万人，而被国民党政权认为必要的技术人员及教员等二万八千人弱则留下来当作“留用者”。
      遣送大约完成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最后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被以战犯逮捕。安藤总督被送往上海，在那里自杀身亡。他因不能忍受战犯的屈辱，在任务完成之后自尽。日本政府于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敕令废止台湾总督府，于是日本的台湾统治史正式到此终止。　

台湾史9：二.二八事件

 
      长官公署与警总
      根据波茨坦宣言的承诺，日本由联合国军加以占领。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上，日本国全权代表签署了向联合国降伏的文书。受降后同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发表指令第一号，在其一般命令第一号中指命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以及法领北越的日本军向蒋介石大元帅投降。根据这个命令，台湾与北越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中国军队占领区。此时，在中国境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内战业己开始，国民党政权蒋介石麾下的中国军，实质上则是国民党军。      
      但是隐匿于中国.四川省重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等不及该命令第一号的发布，在前一天的九月一日，则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而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下简称“长官公署”﹞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下简称“警备总司令部”﹞，任命陆军上将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葛敬恩为长官公署秘书长。在亳无有关变更台湾领有权国际条约的情形下，竟行依开罗宣言迅将台湾改为中国的“台湾省”。
      而于九月五日，陈仪在重庆设立临时办公室，亲自兼任主任。再于九月二十八日，设立长官公署与警备总司令部的合并机构“前进指挥所”，开始准备占领台湾。与此同时，一部份往中国加入国民党政权的台湾人回到了台湾，宣传国民党政权的“勇敢抗日”事迹，奔走制造“回归祖国”的气氛。还有，暗中派遣国民党先遣队隶属于特务机关的治安情报人员，为转移权力做铺路工作。长官公署秘书长以下、拟从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台湾的先遣人员一行八○余名，十月五日搭乘美国军机抵达台北，立即把前进指挥所移至台北。
      继于十月十七日，国民党军二个师团一万二千余与官员二○○余名在美国军机的护卫下分乘三十余艘美国船舰由基隆港登陆，即日向台北进军。国民党政权虽说是战胜国，却要依赖美军的全面支持才能占领台湾。此时眼见国民党军低沉的士气、穷酸的穿著、恶劣的装备，多数台湾人因感觉与日本军差异太大而惊愣，简直不能相信日本被中国打败。因而确信 “日本虽然输给美国，但是没有输给中国”这一传说是正确的。对国民党军队的惊愣与失望，使他们对“回归祖国”抱着一丝不安，期待与欣喜中蒙上些微阴影。
      回归祖国
      陈仪行政长官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率领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的干部，由上海搭乘美国军机进入台北。翌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在台北公会堂﹝现在的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地区受降式”。完成式典之后，陈仪行政长官以无线电广播发表声明﹝要旨﹞如下；“自今日起，台湾正式重新成为中国的领土，所有的土地与居民并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党政权﹞的主权之下”。此声明不但将台湾领有权加以变更，甚至不顾台湾人的意愿，片面将其国籍由日本更改为中华民国。这点，与日清战争后割让台湾时，允许给与台湾居民二年的期间考虑国籍的选择来比较，有显著不同。继受降式之后，同日下午又举行庆祝“回归祖国”的“庆祝台湾光复大会”。于是台湾就这样回归“祖国”，自那天起台湾人的国籍变成为中华民国，称为“本省人”，而新近由中国来台的中国人则称为“外省人”予以区别。而且自此以后，十月二十五日订为“光复节”成为国定假日。      
      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总督府立即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取代，而台湾军司令部也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进驻，敌产﹝日本企业﹞也开始一一被接收。长官公署接收了原台湾总督府的直辖官署，警备总司令部则接收原日本军的施设。各县也设立接收委员会，把原来的地方官署予以接收。又日本的公营事业与其资产由“台湾省接管委员会”、民间企业与私有财产则由“台湾省日产处理委员会”加以接收。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为止，除了土地以外被接收的财产共有；﹝1﹞ 公家机关五九三件、二亿三八五○万圆，﹝2﹞民营企业一二九五件、七一亿六三六○万圆，﹝3﹞ 民间私有财产四万八九六八件、八亿八八八○万圆，合计五万八五六件、一○九亿九○九○万圆。若以当时的货币价值换算，是一笔非常膨大的资产。国民党政权以原台湾总督府为首的这些统治组织为基础，极其简单地在台湾建立统治机构，全面掌握了台湾经济。在接收过程中也使一些官僚赚饱了私囊。
      国民党政权官僚的贪污舞弊，实在不胜枚举。每于接收时可说必有官员私吞公产，以收积“降伏财”或“光复财”。接收虽然依据日本人忠实作成的财产目录由外省人官吏来执行，但该目录被窜改，接收财产的一部份被私吞而消失。说起来好似笑话，但曾有接收官员把财产目录中的“金槌”﹝注；日语铁槌﹞误以为是黄金槌子，竟要求首先第一项提出的真人实事。受过日本教育的浸透、已成长为法治国家市民的台湾人眼光里，“祖国”官吏这种公私不分与腐败情形，成为可惊叹的映像。战时体制下的“灭私奉公”，遽然一变成为“灭公奉私”的社会，在台湾人心内对祖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轻蔑开始萌芽，日益膨胀起来。
      被接收的日本企业
      被接收的主要公营及民营企业，后来在国民党政权下成为国营、或台湾省营的公营事业。
      台湾银行、台湾贮蓄银行、三和银行被合并为台湾银行，日本劝业银行成为台湾土地银行，台湾商工银行成为台湾第一商业银行，华南银行则改为华南商业银行，彰化银行改为彰化商业银行，台湾产业金库成为台湾省合作金库，以上都是省营。千代田、第一、帝国、日本、明治、野村、安田、住友、三井、第百、日产等生命保险会社，被合并成为省营的台湾人寿保险公司。
      海军第六燃料厂、日本石油、帝国石油、台拓化学工业、台湾天然瓦斯研究所等被合并成为中国石油公司，日本Aluminum成为台湾铝业公司，台湾电力成为台湾电力公司，大日本制糖、台湾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等被合并成为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电化、台湾肥料、台湾有机合成等被合并成台湾肥料公司，南日本化学工业、钟渊曹达、旭电化工业等合并成为台湾咸业公司，台湾制盐、南日本盐业、台湾盐业等则合并成为中国盐业公司，台湾船渠基隆造船所成为中国造船公司，台湾铁工所、东光兴业高雄工场、台湾船渠高雄工场等也被合并成为台湾机械公司。以上都是国营。      
      浅野水泥、台湾化成工业、南方水泥工业等被合并成为台湾水泥公司。台湾制麻工业、盐水港制麻工业、东亚制纸工业、台湾制纸等被合并成为台湾纸业公司。农林关系的制茶八社、菠萝关系六社、水产关系九社、畜产关系二二社、则被合并成为台湾农林公司。还有矿业关系二四社、钢铁机械关连三一社、纺绩关连七社、玻璃关系八社、油脂关系九社、化学制品关系一二社、印刷关系一四社、窑业关系三六社、电气器具关系五社、土木建筑关系一六社等也被合并成为台湾工矿公司。这些全部都是省营。此外也有各县市所继承的企业，但在此省略不提。
      国民党政权侥幸而占领台湾，把领土与莫大资产纳入手中。这对数年后其政权的迁台，也即台湾人所说的“祖国亡命台湾”匡助有余，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一大恩惠。
       新的“土皇帝”
      国民党政权不但继承了日本的统治机构与财产，占领台湾后短暂期间也踏袭其统治制度。依照“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行政长官可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出署令，持有在台湾施行法规的制定权。又因兼任警备总司令，拥有包括军令与军政的军事权力。这正相当于日本统治时代的武官总督，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的所有权力于一身，正是新的“土皇帝”无异。
      国民党政权虽也踏袭日本统治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区划，却将原来的五州三厅改为八县，厅下面的十一市改为九省辖市，郡改为区，街改为镇，庄改为乡，置于台湾省管辖下。县与省辖市设有县政府与市政府，区设有区署，县辖市、镇、乡则各设有市公所、镇公所、及乡公所。以前的总督府评议会改为台湾省参议会，州与市的协议会则改为县与市的参议会，但与从前一样只是咨询机构而非议决机构。
      日本统治时代末期一九四四年废止的保甲制度被恢复，成为比以前更严格的制度。台湾总督府的保甲制度是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的“十户连座”制，但是恢复后变成五人连座制的邻里制度。再加上官厅里也采用新设的公务员“五人连座”制，可见对市民的管束远比日本统治时代为严酷。
      国民党系近似“列宁式的一党独裁”的政党，目标是以党治国。随着占领台湾，国民党人员被派遣抵台，即开始从事建立党的组织。台湾省政府设省党部，地方设县党部、市党部，镇与乡则设区党部。各党部里则配置称为“党工”的专属工作人员，以监督并指挥各级行政机构。
      国民党政权以通称特务机关的治安情报组织 作为其统治的支柱，日本战败后立即派特务人员潜入台湾，到处扩张其组织网。其后，以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务室为首，自长官公署以至末端的地方行政机关不用说，公共团体、学校和公营事业都遍布特务的监视网。
      如此国民党政权在未迁台之前，就已建立党﹝国民党﹞政﹝行政﹞ 军﹝军队﹞特﹝特务机关﹞所形成的独特的统治体制。为维持这样错综复杂的统治组织，当然所需人员膨大，比较日本统治末期的台湾总督府本厅人员约一万八三○○名，长官公署所用的人员竟达约四万三千名之多。这数字仅是一个例子而已，其余可想象而知。
      台湾总督府以下的行政机关和日本企业虽因差别对待台湾人，几乎未曾任用为上级职位，但下级职位即采用多数优秀的台湾人。这些有能力的台湾人本认为外省人不论学识、经验或能力多数均低劣，致使台湾人更加不满。
       经济崩溃与混乱的社会
      国民党政权于占领台湾加以接收后，同时断绝了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由此台湾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环，由过去从属于日本的经济改为从属于中国。当时的中国经济，因对日抗战后继之而国共内战，已呈现疲惫不堪、快要崩溃的状况，当然台湾也受到波及。从前向日本输出的食米与砂糖改向中国输出，由中国则输入日用杂货和工业制品。经济崩溃前的中国，因为物资缺乏与通货膨张，物价上涨达到不知上限的地步，这又带动输往台湾制品的价格，无可奈何地抬高台湾的物价。
      国民党政权于占领台湾后，把原来的台湾圆以一对一的比率换成台湾元，作为台湾的通货。而且把台元与中国的通货法币﹝后来变更为金元券﹞的交易汇率加以固定化，以不当方法将台元价值压低，因此输入商品的价格更加被抬高。此时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已透过交易与通货的汇率波及台湾，使台湾经济混乱、市民生活饱受威胁。在占领后不到六个月的一九四六年初，台湾经济己陷入破灭的状况。固定汇率制后来虽然改为流动制，但是台元的价值依然受到不当的评价。
      正如台湾曾经被誉为“榖仓”，终战当时尚蓄存足够维持一十六万余日本军二年期间的食粮而有余。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竟变成全岛性的严重食米不足的状况。这不是别的原因，是为了把台湾米大量输往中国。而米粮不足的结果把米的价格抬高起来。终战时台北的米价格，是一斤﹝六○○公克﹞二○钱，但是十一月竟己跳至六○倍的十二元。食米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台湾所有的产物因以不当的低价格输出或走私到中国，早在一九四六年初，台湾人已面临严重的物资缺乏与通货膨胀的双重痛苦。但是，国民党政权却以增印纸币来应付，台湾银行的印刷机重复地增印再增印。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发行额本为一九亿三千万元，翌年五月却增至二九亿四三○○万元，同年年底增至五三亿三千万元，一九四七年底增至一七一亿三三○○万元，到了一九四八年底竟成为一四二○亿四千万元。终于纸币来不及印刷，各银行分行开始乱发“本票”﹝相当于银行发给自己的支票﹞，于是天文学数字的膨大纸币与本票到处泛滥，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下去。      
      经济状况的恶化，加上因失业者急增引起的社会混乱愈来愈严重。因为日本战败，大量留学生由日本回国，另外也有军人、军属与军夫自前线归来，但却没有容纳这些人员的工作职位。不只于此，还有战争中因受轰炸而停摆的工场，另外有接收后不能顺利开工的工场，尤其是因为国民党政权蓄意排除台湾人，所以就业机会极端地减少，结果有三○万人以上的台湾人失业者流落街头。治安急速恶化，由日本统治时代的“法治国家”一变成为“无法无天之地”。市民交通工具的公共巴士、火车、甚至到了连货物车上，都须要警护人员随车戒备的程度。      
      批判长官公署之声
      国民党兵士的强夺与横行、官吏的腐败与贪得无厌实在不堪入目。自从国民党军占领后不久，台湾人对“同胞”的新统治者开始失望，因抱不满而加以批判。汉族系台湾人一向将新来的中国人称作“唐山人”，这个称呼里并没有任何恶意，反而有亲昵的含意。但是不多时“唐山人”已变成“阿山”，成为嘲笑乡下人有轻视含意的称呼。不但如此，台湾人甚至感叹地说：“狗﹝日本人﹞去换猪﹝中国人﹞来”。意思是，日本人 会吵会叫但当作看家狗还有用处，中国人贪吃懒做又肮脏，比喻里显示台湾人认为自已与日本人或中国人是不同的存在，这点潜在意识值得注意。      
      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向长官公署提出种种改善要求的，但都是被左右支吾推诿而不了了之。故不得已采取自卫措施，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而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设立“人民自由防卫委员会”，立即遍及台湾各地。关于这时的情况，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主持的『民报』社论，以“现今的状况已到了台湾的法津与秩序不能完全靠警察来维持的地步，光复才没有多久的今天，人民不得不采取自卫措施”纠弹长官公署的无能与腐败，予以严厉批判。继于五月召集的台湾省议会，也爆发了对长官公署的愤怒，批判其腐败与失政。此时知识分子的要求，纯粹是行政改革与实行地方自治以及更迭陈仪行政长官以下的贪污官吏。但是，长官公署以至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对于这种切实的要求以及街巷所溢出的不满声音置若罔闻。尚且陈仪行政长官于一九四七年一月谈到有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制定、预定一年后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适用于台湾的问题时，以“台湾人民长期受日本统治之下，政治意识退化而缺乏自治能力”为理由，言明要延后二、三年实施云云，更助长了台湾人的忿怒。
      二.二八事件
      台湾人的不满情绪积郁难消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台北市淡水河边台湾人商店街的大稻埕发生因取缔贩卖走私烟起端的纠纷，立即发展成全台湾规模的“二二八事件”。这是自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以后仅一年四个月的事情。
      长官公署和总督府一样，把烟草当作专卖局的专卖品，是重要的财源。但是，长官公署的高官与其关系者却走私大量私烟以图利。也即放过香烟走私头目不抓，专抓末端的街头零售商，因而平常台湾人就己大抱不满。
       大稻埕的纠纷是这样发生的。
      取缔人员傅学通﹝广东人﹞等六名，不但把台湾人中年寡妇林江迈贩卖的私烟没收，连身上的金钱也取走。林虽然跪在地下哀求归还现金，可是不但不还，而且被他用枪把头部打伤，流血倒地。愤怒的群众一齐攻击取缔人员，因而取缔人员一面逃一面开枪，打中一位傍观的市民，当场死亡。受此刺激的群众，立即包围附近的警察局与宪兵队，要求交出逃避在里面的取缔人员，但是被拒绝。      
      过了一夜，第二天二十八日早上，忿怒的群众来到专卖局台北分局抗议，将分局长及三名职员殴打，把文件器具抛出路上燃烧。午后，群众集合在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抗议同时要求政治改革。长官公署屋顶上的宪兵以机关枪扫射群众，酿成死伤数十人的惨剧。至此事态已很紧迫，台北市的商店家家关门、工场停工、学生也罢课，一万余名市民加入抗议的行列，全市骚然。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台北市戒严令，但是市民占据广播电台，将发生的事件向全台湾报知。三月一日事件己波及台湾全土，不仅大都市，连部份地方也起了骚动，激愤的市民攻击官舍及警察局殴打外省人，把一年多以来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加以发泄。军队、宪兵队与警察虽然开枪镇压，不但未能收拾事体，反而愈来愈恶化。这一天的『民报』撰文批判国民党政权，指出“官吏与军人的无规律、横暴、贪心”为事件发生的原因。
      台北市于三月一日推派民意代表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派代表去见陈仪行政长官，要求设置“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而得到承诺。陈仪行政长官于同日下午答应：﹝1﹞解除戒严令，﹝2﹞释放被逮捕的市民，﹝3﹞禁止军队及警察开枪，﹝4﹞组织官民合成的事件处理委员会，并且将这些内容加以广播。翌二日，以民意代表为主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召集在台北中山堂，长官公署也派五名官员出席。因在会议进行中街头响起枪声，事件处理委员会要求解散开枪的警察大队，但未被接受。
      三月三日，事件处理委员会决议对长官公署的要求：﹝1﹞ 扩大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并设立各地分会，﹝2﹞ 禁止武装部队出现街头，禁止购买食粮时携带武器，﹝3﹞ 恢复交通，﹝4﹞ 向国内外广播，说明事件的经纬与台湾人仅要求政治改革别无意图的事实等。五日下午，正式拟就“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由其内容可看出是以“台湾省政的改革”为主旨。主要内容为：﹝1﹞ 长官公署秘书长、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长以及法制委员会委员的半数，应起用台湾人，﹝2﹞ 公营事业的经营应委任台湾人，﹝3﹞ 立即实施县市长的民选，﹝4﹞ 废止专卖制度、贸易局以及宣传委员会，﹝5﹞ 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6﹞ 保障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安全等等。似此以处理事件善后为目的开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竟变成推动政治改革的机构。
      三月六日，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阐述“透过此次事件，我们的目标为扫清贪官污吏与实现台湾的政治改革，决不是要排斥外省人，我们反而欢迎外省人参加政治改革”。翌七日，事件处理委员会在混乱中拟就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另外由激进委员所提出的撤废警备总司令部、武器弹药置于事件处理委员会管理下、台湾陆海军军人由台湾人接替等十条追加案，也被采纳。此合计四十二条“处理大纲”立即透过广播予以发表。但是翌八日下午因国民党政权增援部队由基隆与高雄港登陆，台湾立刻变成为活地狱。      
      自事件发生至增援部队到达的数日间，长官公署的控制所及，只限于军队的营地周围，行政与治安均在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掌握之下。在各地大都市，青年学生及由返台的军人等组成的临时组织，一再尝试接管军队及警察所保有的武器弹药引起冲突，因系临时急草成章的组织，又无象样的武器，所以终于失败。其中比较具备规模的，是以台中市钟逸人为队长的 “二七部队”，又比较激烈的战斗，即是嘉义附近水上飞机场的攻防战。
      虐杀与肃清
      陈仪行政长官与代表台湾人的事件处理委员会交涉，一方面伪装妥协接受台湾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却暗中向国民党中央要求派遣增援部队。同时制作危险人物的名单， 准备大举肃清台湾人。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从中国派来宪兵第四团二千名与陆军第二一师团一万一千名的增援部队由基隆港与高雄港登陆，立即看到台湾人就开枪。这些部队回异于先前的接收部队，是美援装备的现代化部队，不是没有武器的台湾人所能抵抗者。      
      陈仪行政长官听到增援部队到达的消息，随时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会乃非法组织为由，立刻命令其解散。急剧的转变令人觉得至此一切的交涉好像都是假的。对台湾人无分别的杀戳由基隆高雄开始，转向台北、屏东、再到东部。约二个星期时间遍及台湾全土，台湾人的反抗终于完全被镇压。中国军队杀人除了用机关鎗之外，还有把鼻子耳朵削落下来、再用铁线穿手掌、几个人绑在一起或装在麻袋里投进海或河川里等等，极为残忍无比。被逮捕的在处刑之前游街示众外，处刑后也有很多尸体被强制放置数日不准收埋。其野蛮手法实在令人不敢相信是活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人类所做所为，更不可能是所谓“祖国”或“同胞”所能做出来的。
      警备总司令部一方面虐杀市民，一方面于三月十四日发表：“至三月十三日全省业已平定，自即日起开始肃奸工作”。立刻又以户籍调查为借口，开始全面的搜查与逮捕。“肃奸”的对象，直接与事件关连者不必说，多数无关系的社会领导者也延及。被视为危险人物的民意代表、教授、律师、医生、作家、教员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一一被逮捕。看来，长官公署有意要把受过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连根拔起加以铲除。当时代表台湾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林茂生、律师汤德章、医师张七郎父子，也于此时惨遭杀害。
      林茂生，一八八七年出生于虔诚基督徒家庭，经读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于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后以台湾总督府与教育部在外研究员身份，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九二九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日本战败后就任台湾大学文学系教授，“二.二八事件”当时兼任系主任与『民报』社长。因为痛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被陈仪行政长官视为眼中钉，于三月九日晚上由自宅被带走后，迄今下落不明。据后来家属及关系者的调查，林茂生被逮捕后即刻被处决，据说遗体装入麻袋，被丢弃在淡水河。
      汤德章，台南人，一九○七年出生于日本人警察与台湾女子之间。台南师范学校中途退学之后，当起警察并升任至警部，但为处理日本人的纠纷与上司引起冲突，因而辞职。得到他幼时亡故的父亲家族的资助进入中央大学研读，毕业后司法考试及格，回到台南执律师业。日本战败后留在台湾，成为活跃的台南名士，担任台南市人民自由防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因为“二.二八事件”波及台南，三月六日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时，担任治安部长。台南市各界于八日在陈仪行政长官同意之下，推举三名台南市长候选人，汤德章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竟于十一日增援部队进攻台南市时被逮捕。逮捕之前当自宅被包围时，汤德章一方面抵抗以争取时间，一方面烧却与事件有关的文件。因此，台南市许多关连者才得以逃生。汤德章经过一夜拷刑及游街示众后，于十二日被处决。据说此时汤德章坚拒兵士的下跪命令，脸上带着微笑直立着，慷慨就义。处决之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台湾高等法院下达了无罪的判决，但这只是阐述逮捕处决审判的一切都是杜撰而已。
      张七郎，于一八八八年出生于新竹。一九一五年毕业于总督府立的医学院，在总督府立的基隆病院服务后，一九二一年于花莲的凤林开业。一九四六年三月当选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十月被选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代表。十二月为参加宪法制定会议前往南京，翌一九四七年初返回凤林后即伏卧病床。本来在家疗养中的张七郎是与“二.二八事件”无关的，他只不过被推举为花莲县县长候选人。但是，四月一日增援部队到达凤林，四日下午张七郎立即被逮捕。又同是医师的张宗仁﹝长男﹞与张果仁﹝三男﹞，也借口有兵士急病唤出去而加以逮捕。张氏父子三人当天晚上在凤林郊外的公墓被枪杀。事后警备总司令部以“张七郎、张宗仁、张果仁因背叛党与国家、组织暗杀团，逮捕时反抗因而加以射杀”云云，将处决理由通知遗族。当然遗族由逮捕及收尸时的状况判断，不相信警备总司令部的说明。张七郎的妻子向当局要求追究真相，在其诉冤状中悲叹着：“日本的统治虽说独裁，吴越同舟尚属可能，依法绝不胡乱逮捕或处刑。今日在民主美名之下，人民生命没有保障，官宪横行无忌。为官不遵守法纪，如何叫老百姓守法？悲哉！吾夫与吾子为何不死在光复之前，如今竟遭污蔑其清白的一生。死在光复后，却蒙受冤屈而背上如此难受的罪名！”张氏父子三人在凤林的墓碑上刻着“两个小儿为伴侣、满腔热血洒郊原”的文字，把遗族的悲伤、愤怒及无耐表露无遗。
      台湾人的悲剧，起因于幻想以日本统治下所体验的“法治国家”、“法治”的精神，期待于国民党政权。当时的知识分子多数有“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一九二三年﹞的经验，即使批评或反抗政府，虽是“恶法”也依法经过审判接受处罚。但是在“祖国”，丝毫没有“法治”概念，惟有的即是，凡批评或反抗者绝不宽贷，要以“枪械审判之”。
      国民党政权对台湾人过剧的镇压与杀戮，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严厉的批判。美国的史迪威驻华大使于四月十八日亲自将“有关台湾情势的备忘录”交给蒋介石，强烈抗议国民党军在台湾的不人道暴行。此时国民党政权，因国共内战逐渐失利，处于需求美援的状况。蒋介石不能漠视美国的干涉，于是同月二十二日罢免陈仪行政长官，五月一日把他召回南京。陈仪后来被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于国共内战紧迫的一九五○年二月，因私通中国共产党嫌疑被逮捕，在台湾军法审判“叛乱罪”成立，六月十八日被处决。
      二.二八事件之后
      饱受虐杀与肃清惊吓的台湾人，无论是谁，都过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极端恐怖日子。继于三月十四日警备总司令部的“肃奸工作”，长官公署于二十日开始“清乡工作”。陈仪行政长官发表“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其中陈述“政府为着要保护善良的人民、维持治安、彻底肃清坏人，实施清乡以绝灭少数隐匿的乱党与叛徒”、“主要的对象乃武器与坏人，应把所有的武器与坏人交给政府，委由政府合理且合法地处置之”云云。所谓“坏人”，只不过是国民党政权认为对自己不方便的人物。透过五人连座制度与密告奖励制度，立即全面展开“搜人”与“搜武器”的工作。这时也有许多台湾人被逮捕，而且几乎全部未经审判而定罪。被逮捕的市民家属中，也有人被勒索所谓“赎罪金”的高额贿赂。“二.二八事件”关系者的缉捕行动，至一九四九年稍为缓和，但是对于“要注意人物”的逮捕与监视，却长期继续下去。
      受“二.二八事件”牵连，在一个多月期间被杀害的台湾人，根据后来国民党政权公布的资料，约有二万八千人。可以说当时的台湾人每二百人强则有一人成为牺牲者，相当于日本五○年统治期间，因武力反抗被杀的台湾人数字。至于被逮捕后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人数，虽然无法统计，但无疑是一个膨大的数目。而且知识分子既然是肃清的目标，台湾人的领导者几乎全被杀害或者以“肃奸”、“清乡”之名义被检举，长期系狱。所以，从此台湾人社会领导阶层产生了一段空白。
      其后，又在戒严令与白色恐怖之下，台湾人被迫对政治保持沉默。国民党政权对台湾人政治改革的要求从来不予正面应对，都是以残害与肃清而封杀，因此引起外省人与台湾人的对立。今天，台湾人﹝本省人﹞ 与外省人的对立，也即“省籍矛盾”的起因无他，就是“二.二八事件”。在此背景之下，台湾人对国民党政权及外省人产生嫌恶感，而且台湾独立的志向开始萌芽，在台湾不淮许的政治运动及台湾独立运动，遂在海外展开起来。      
      幸免于被捕与杀害而逃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以廖文毅﹝一九一○年生、美国俄亥俄大学工学博士﹞为中心，在香港成立“台湾再解放同盟”。廖文毅等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向联合国提出请愿书，要求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托管统治之下，主张台湾的归属或独立应由台湾人投票决定。当时因为中国情势急变，该请愿内容曾经受到一部分国际社会接纳。廖文毅于一九五○年二月抵日，与同志共同于京都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亲自就任为主席。一九五六年二月于东京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为临时总统。后来，廖文毅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归顺”国民党政权，给与台湾独立运动不少打击，但是作为独立运动的先驱他所担任的角色则不能加以忽视。由廖文毅的“归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遂瓦解而消失。在日的“台湾独立运动”则由战后来日的留学生所属的“台湾青年社”担负起来。于一九六○年创刋以来四十年间长久屹立不衰的『台湾青年』，不仅是台湾独立运动的机关杂志，因为网罗有关台湾的内外情势，加以正确的分析，在国际间所得的评价也很高。      
      进入一九六○年代以后，台湾人学生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留学急剧地增加。在美国各地台湾独立运动有关的组织相继成立，对美国政府或国会展开为台湾民主化与独立有效的活动与游说工作。由此情况，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中心则由日本移至美国。于一九七○年一月发展成立了“台湾独立联盟”﹝后来改称“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总本部设在纽约。台北有地下组织的台湾本部、洛山矶设美国本部、东京设日本本部、巴黎设欧洲本部、圣保罗设南美洲本部等等，发展成为世界性组织。      
      台湾独立运动在海外展开的同时，自一九五○年代起，在日本或其它国家的台湾人社会，每年都举行“二.二八事件”记念活动。有不少台湾人把这惨痛的日子称为“国殇记念日”。国民党政权长期以“二.二八事件”为禁忌而不淮提起，有关该事件的一切不准写不准谈。不顾国民党的反对，事件后四○年的一九八七年二月，终于在台湾成立“二.二八和平促进会”。和平促进会以“追究事件的真相，然后赦免那些残杀台湾人的罪犯，并把二月二十八日订为和平记念日”为主旨，二月十四至三月七日一共开了二二次二.二八追悼会。现在追悼牺牲者稍嫌太迟，但是以后每年在台湾各地都有追悼集会。又一九八九年二月在嘉义建立了第一座慰灵的记念碑。一九九○年首次在立法院为“二.二八事件”的牺牲者举行默祷。

台湾史10：蒋家王朝

 
      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
      中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将陈仪行政长官革职，同时撤消长官公署，设置“台湾省政府”，任命美国比较容易接受的外交官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于五月十六就任。翌日，发表声明解除戒严令与停止逮捕“二.二八事件”关系者。但是违反此声明，事件关系者的逮捕及处刑仍然继续下去。
      魏道明主席为怀柔台湾人，十四名台湾省政府委员中任命七名台湾人。又起用台湾人担任省政府高官，惟此与满州国的“内面指导”情形差不多。亦即与满州人属下的日本人在掌握实权一样，台湾人高官属下的外省人掌握着实际权力。
      中国的内战形势显然愈来愈对国民党不利，国民党政权开始积极准备迁移台湾。为此，魏道明主席就任一年八个月后，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解职，由蒋介石的心腹陈诚将军接任台湾省主席。同时蒋介石的长男蒋经国就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又次男蒋纬国所率领的陆军精锐部队装甲师也移至台湾。陈诚主席于翌一九四九年一月兼任警备总司令，二月封锁各地海港与河口，海岸线也置于管制下。没有许可证严格限制军人、官吏或商人进入台湾，以妨止由中国汹涌而来的难民的流入。再以五月一日零时为准，实施全面户籍调查，二十日即实施戒严令。此戒严令，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以前，成为长达四○年的世界最长久的戒严令。
      一方面在中国大陆，不顾中国共产党与中立势力的反对，国民党政权于一九四七年一月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而且根据此宪法选出国民大会代表二九六一名﹝定数三○四五﹞、立法院委员七六○名﹝同、七七三﹞、监察院委员一八○名﹝同、二二三﹞，由三个国会形成第一届国会议员。翌年三月召开第一期国民大会，选出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自此以后，则依据这一连串的“选举手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自称为中国的“正统政府”。但是战局日益恶化，要蒋介石下野的声浪高涨中，于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保持国民党总裁，暂且辞去总统职位，推举李宗仁为“代总统”。
      下野的蒋介石后来到了台湾，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在北近郊的阳明山开设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厅，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由此指挥华南一带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特”诸机构、下达命令。这时候，国民党的靠山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之余，于八月五日发表『中国白皮书』，指出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原因在于腐败与无能，断定为“不可信任的政权”，准备将国民党政权甩掉不管。接着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败北到了决定性阶段。代总统李宗仁于十二月五日亡命到美国。国民党政权于七日发表迁移台湾的声明。国民党政迁移到台湾之后，一贯地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中华民国才是“唯一的中国”，亦即国民党政权才是“中国的正统政府”。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问题的起因即在此。自此以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立场遂陷入困难。
      韩战勃发
      美国杜鲁门总统于一九五○年一月五日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的声明，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有如落井投石。亦即，如果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中国军队﹞进攻台湾，美国决定不干涉。际此危机，蒋介石于三月声明“总统复职”，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自那时起，以原总督府作为总统府，延至今日。
      突于六月二十五日勃发的韩战，对即将被美国丢弃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可以说是“救命之神”。杜鲁门总统于六月二十七日，一反原来的立场发表“台湾海峡中立化”声明，立即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航，以阻止中国军队对台湾进攻，同时也阻止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国大陆。自此以后，台湾即置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成为冷战结构下西方阵营之一员。韩战的勃发是左右国民党政权以及台湾人运命的重大事件。
      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国政府恢复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翌二月十日签订“美华共同防卫相互援助协议”，派遣军事顾问团至台湾，五月开始执行任务。又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缔结“美华共同防卫条约”。后来，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化，一九七九年一月美中国交正常化以后，台湾与美国的国交虽然断绝，美国于同年四月十日却制订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以代替“美华共同防卫条约”。并承认台湾为“政治的实体”，维持实质的关系，继续以出售方式提供防卫台湾必要的武器。美国政府与国会对中国政府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等主张，一再发表“台湾问题必须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的类似“警告”声明。换言之，国民党政权总算能够在美国保护下的台湾苟延残喘，专心构筑体制了。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当年蒋介石于第一期国民大会当选总统时，为镇压共产党的“叛乱”，要求修改宪法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或制定临时超越于宪法的法律，作为就任的条件。结果，蒋介石的要求被接受，而制订了超越宪法有效期二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下简称临时条款﹞，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亦即把“叛乱团体”的中国政府、中共政权“戡乱”﹝平定、镇压﹞之前的国家总动员时期。因此临时条款乃属于时限立法，有效期间订为二年，是因为估计到那时候“叛乱”能够平定之故。
      “临时条款”在中国共产党“叛乱”不及的台湾也照样实施。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后于一九五○年五月，临时条款虽然期满，但以“叛乱”尚未平定为理由予以延长，直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动员戡乱时期终止以前，一共施行四三年之久。也即国民党政权把美国保护下的台湾，置于非常时期的“动员戡乱时期”体制下，以“临时条款”加以统治。戒严令是用来补强“临时条款”，另外还有以“动员戡乱时期”为冠的约一六○条法律及条例。换言之，国民党政权以中国共产党叛乱为借口，将其在台湾施行的强权政治予以正当化，图谋统治体制的安定与强化。
      “临时条款”经一再修改，把总统以及第一期国会议员改变为终身职，并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中华民国宪法乃是“五权宪法”，赋予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与宪法修改权，总统之下设中央政府包括五个机构，也即立法院﹝制定法律与改废，但无国政调查权﹞、司法院 ﹝解释宪法与管辖各级法院﹞、行政院﹝相当于内阁﹞、考试院﹝相当于人事院﹞、监察院 ﹝国政调查与弹劾公务员﹞ 等五院。在“临时条款”体制下，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被架空不要紧，为了隐蔽强权政治而企图以“中国的正统政府”自居，国民党政权假想还统治着全中国，完全踏袭迁台以前的政府组织。又根据总统的“紧急处分权”，设立以国家安全会议为首的管理危机的“动员戡乱机构”。由此蒋介石总统、及后来的蒋经国总统作为层峰的一党独裁体制便成为可能，而现实也是如此。
      但是，为着要主张“中国的正统政府”，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抱持种种矛盾。其中最大者，乃是行政院部会之一“蒙藏委员会”﹝管辖蒙古与西藏的机构﹞的存在。西藏暂且不提，众所周知，蒙古早于一九二四年已经独立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且于一九五六年加入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独立国家。像这样不但主张对蒙古“拥有主权”，甚至设有管辖机关，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虚构，正显示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正统政府”等主张也都是虚构的。为维持这虚构的主张，国民党政权及包括外省人的台湾居民被迫付出重大的牺牲。
      蒋家的独裁统治
      长期以“列宁式的政党”为目标，国民党企图建立一党独裁“以党治国”的体制。从前国民党不过是一个多派阀的综合体。但在迁移台湾前完成党的再编，纯由蒋介石的直系巩固中枢。到了台湾之后，由蒋介石、后来蒋经国建立的一元统治体制，实现了“以党治国”的目标。
      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施行戒严令为契机，国民党政权限制集会与结社的自由，并禁止组织新政党。这就是所谓“党禁”。与国民党同时迁台的政党，有“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两者皆是拿国民党补助金方能生存的泡沫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全然为冲淡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色彩，诚如被人揶揄作“厕所的花瓶”，“厕所”﹝一党独裁﹞的“恶臭”却无法消除。
      蒋介石在阳明山开设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厅后不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废除党最高权力机构的中央常务委员会，重新设立包括蒋经国在内一十六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所为“改造”不是别的，是由蒋介石直系掌握党组织，实质上是党的改组。随着迁台，还以召唤四散的党员归队为目的，于一九五○年九月实施的“党员归队实施办法”则有对党员加压的效果。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的第七届党员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宣布已完成中央改造委员会的任务，而恢复原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蒋介石透过此次党的改造，把自己的地位造成盘石般绝对的存在。同时进行蒋介石的神格化与个人崇拜、则所谓“造神运动”，蒋介石铜像在台湾各地相继地建立起来。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一方面努力于掌权，另一方面也进行塑造继承体制。蒋经国留学苏联，持有苏联共产党员的经历，对于国民党实现拟似“列宁式政党”的贡献很大。国民党的性格与共产党颇为类似，对它来说，革命就是成就。亦即“三民主义”﹝孙文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尚未在全中国实施之前，它是继续“革命”的“革命政党”，党魁﹝蒋介石时称为总裁，其后则称为主席﹞握有绝对的权力。党魁是相当于共产党政治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议长，于每周三所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大多依党魁的意向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无太大差别。
      国民党的组织也与共产党相似，“党中央”设中央党部，下有纵的组织，即是与地方行政机构并行的“地方党部”，以指导各行政机构。地方党部有各所属的“民众服务处”﹝站﹞，以国民党名义向市民提供服务，同时进行指导思想与监视行动的工作。但是，这种市民服务却由地方行政机构负担大半的经费，可以说是“国库通党库”的一个范例。另有横的组织，亦即军队及公营事业等的“特种党部”。在军队里甚至连队都设有党的组织。“政治作战官”及“指导员”等政治军官负责党的政策推行与思想指导。公营事业里每种企业都设有个别党部，譬如铁路局则有“铁路党部”。特种党部中拥有最大机能者，要算退除役军人的“黄复兴党部”了。国民党的组织活动不止于此，党中央财务委员会所管辖拥有特权的“党营事业”延伸至所有的营利事业，被称为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如此这样纵横无尽的国民党组织网结构里，蒋经国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大，因此对他后来的权力掌握殊有关连。
      在党总裁兼总统的父亲庇护下，蒋经国于戒严令施行后一九四九年八月新设立的国民党政权最高权力、且为实际执行机构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后来改称“国防会议”﹞，被指定为事实上的统师。翌一九五○年四月，又就任党在军中的据点、主管统制军人思想及政治军官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这是透过军的再编，将军队国民党化，亦即使其成为“党的军队”，同时企图培育军队对蒋介石及后来对蒋经国的绝对效忠。又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设立军官学校，专门培养政治军官的“政工干部学校”，蒋经国亲自担任校长。继于翌一九五二年十月，沿习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及过去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设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亲自担任团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为培养效忠国民党的学生与青年，以指导其思想与生活为目的，主要以高中以上的学生为对象。学生于入学同时加入，而一般青年即可随其自由在各地的团部加入。蒋经国借此致力于掌握青年。
      蒋经国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升任国防部长。两个月后被其视为政敌的，蒋介石的心复陈诚副总统突然死去，从此，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传的体制，实际上已巩固不移。蒋介石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就任第四届总统，副总统则起用有“唯诺先生”风评的严家淦，并让其兼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在严家淦行政院长之下，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就任副院长。此时，蒋介石已老衰，加上严家淦在党内的地位与个人性格等原因，经国以副行政院长身份实质上行使最高权力。一九七二年五月，蒋介石与严家淦各就任第五届正副总统职位，蒋经国则升任行政院长。而且于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死亡时，严家淦虽然升格成为总统但是国民党党魁却由蒋经国接任。此乃由蒋介石传给蒋经国的党魁“世袭”，并由此时起党魁改为“党主席”，将国家元首的总统与国民党主席予以分开。但是，三年后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党主席蒋经国就任第六届总统后，则再度兼任党主席与总统，实现了所谓的“蒋家王朝”。
      屋上屋的行政机构
      国民党政权主张自己是中国的“正统政府”，为向国内外显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不顾实际统治区域只有台湾全岛以及福建省的金门与马祖两个小岛，中央政府不仅设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而且于行政院里设置八个部与二个委员会，通称“八部二会”，也即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国防部、教育部、法务部、以及管理有关海外华侨事务的侨务委员会与蒙藏委员会，维持着俨若统治全中国的体制。
      地方行政区域则重复划分的结果，在行政院之下置有台湾省、行政院直辖的台北市与高雄市、以及福建省﹝管辖金门县与连江县的马祖﹞，在台湾省政府之下则有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县、屏东县、台东县、花莲县、宜兰县、澎湖县等一十六个县，以及省政府管辖的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等五个省辖市，合计“二十一县市”。在一十六个县政府之下，又有多及三百余的县辖市、镇与乡，各个市、镇、乡设置公所。也即以行政院在上，下有省政府与行政院的直辖市政府，省政府之下有县与省的直辖市政府，县政府之下有县辖市、镇、乡公所。      
      台湾省主席、台北市长、高雄市长、福建省主席采取任命制，除福建省之外其它省、市议会则由市民选出的议员而构成。又县与省辖市、市、镇、乡长以及各所属议会议员也一概由市民公选之。如此外表虽然具有地方自治的形态，但是实质上却只有形式而已，如果日本的地方自治是“三分自治”，则台湾可以说只有“一分自治”。台湾的情形，地方自治体的主管除了临时雇用外，既无独自的人事权，也缺乏自治体独自的财源。公务员不分中央地方，其考试与任用均由中央政府管辖，税制虽有中央与地方之分，但是所有的税收几乎都规定由中央政府一并吸收。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实情是：市、镇、乡则依靠县，县则依靠省，省则依靠中央政府的补助金而生存。这正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
      除了行政院“八部二会”中的国防、法务、外交三部与二会外，台湾省政府里设有与行政院其它部门约略同性质的“厅”或“处”。县政府与台湾省的直辖市政府、及县辖市、镇、乡公所里，则设有与台湾省政府约略同性质的“局”、“科”和“课”。似此，县及市、镇、乡级的政府及公所等行政组织或有必要，但是中央政府﹝行政院﹞与台湾省政府则显然在机构上或机能上重复，由于这样“屋上屋”的构造，不但行政肥大化、繁杂化，同时也招致行政效率的退化。在狭窄的台湾抱着重迭的行政机构和膨大数量的政府官员，这种现象被揶揄为“庙小菩萨大”或“庙小菩萨多”，正是“随便丢个石头都会打中官员”的状况。      
      “屋上屋”尤为甚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根据总统紧急处分权设立的“国家安全会议”。这是要替代从前的国防会议，由总统担任议长，而将其决定交给行政院执行，因此可以说是“行政院顶头上的行政院”。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之下，执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的也是行政院。而国家安全会议成员几乎都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是国家的重大政策决定机关成员，其重复程度与复杂性极大无比。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设立当初的国家安全会议议长，是蒋介石总统，而秘书长则是蒋经国国防部长。
      “屋上屋”极离谱之情形尚有一例，那是可称为“警察顶头上的警察”的“法务部调查局”﹝以下简称为调查局﹞。台湾的警察与战前的日本一样，属于内政部警政署的一元性指挥之下。在台北发生的事件即使犯人逃亡至台南，台北的警察可以在台南逮捕犯人。这与美国警察不能越州逮捕犯人的情形大有差异，为此在美国有处理越州犯罪案件的联邦警察，属于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FBI) 即是。然而在狭窄的国土里，而且在一元性警察的指挥体制内，台湾也设有相当于 FBI 的调查局。调查局不但与警察的业务重复，而且行使远超过警察的权力，加上持有“秘密警察”的性格，也担任着“政治警察”的任务。调查局所派遣的人员，部署在各级行政机关和公营事业的人事组织里，以“第二”部、科、课、系﹝叫做“人二”﹞等单位从事思想调查的工作。国民党政权透过此“人二”组织，控制政权的四大支柱“党”“政”“军”“特”中的“政”，也即行政机关与公营事业。
      蒋介石父子的军队
      中国的政治文化里，没有“投票箱里出政权”这种观念。像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是中国政治的真髓。国民党为培养并确保自己的军事力量，于一九二四年在广州郊外黄埔设立以蒋介石为校长的“中国国民党党立黄埔军官学校”。这所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几乎全部都成为后来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干部。      
      国共内战败北后，迁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当时据称拥有六十万大军。其中包括从前在中国各地割据的军阀部队。因此迁移台湾后，起用美国军事学校出身的孙立人将军为编练司令，在台湾南部的凤山及屏东进行部队再编与淘汰工作，同时训练在台湾募集的新兵。由此再编成的部队，就成为国民党的武力装备，与经过“改造”的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父子的党一般，也变成对蒋介石父子效忠的军队。
      韩战爆发后，美国开始对台湾提供援助。而且根据“共同安全保障法案”，自一九五一年起至一九六五年为止，一共提供了约一十五亿美元给台湾，其中约八亿美元是军事援助。除了美国军事顾问团之外，以原日本军的富田直亮﹝中国名、白鸿亮﹞为团长、通称“白将军”的“白团”的秘密军事顾问团也加入，共同支持国民党军的装备与训练。这些都有助于国民党军的近代化，又因在台湾开始征兵，国民党军的战斗能力得到飞跃性的强化。
      国民党政权期望夺回中国大陆，喊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口号，长期以此为宣传。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反攻大陆”的口号却消声匿迹，相反地变成为防范中国武力入侵的“专门防守”的国防体制。据说经常维持五十万左右的兵力，为此台湾人的负担极大。直至一九七○年，军费预算超过总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以致缩减公共建设等社会投资。不仅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对军人及士兵的政治教育非常彻底，因而都变成蒋介石父子的“私人兵队”，所以凡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势力就成为他们的敌人。
      根据一九九三年四月发表的资料，台湾约二○四○万的人口中，陆、海、空三军的总兵力是四十六万，其比率为陆军四.二、海军一、空军一。由此比率计算，则陆军约三十一万二千、海军及空军均为约七万四千。又发表今后十年以内预定将陆军兵员裁减六万成为二十五万、海军及空军各减为七万五千，全部兵力减为四○万的计划。从这样的现状与计划一看便知，这明显不是“统一中国”的军事体制，而是防范中国入侵的独立国家防卫体制。
      哭泣的小孩也会吓住的特务机关
      国民党政权把中国政治所常见、阴森的“秘密警察政治”带进台湾。秘密警察与“密告”有不可分的关系，为了保身甚至连父子及夫妻、兄弟、亲戚之间也不惜密告以求自保。在国民党的强权政治之下，台湾人同志间互相疑心暗鬼，这对国民党统治台湾非常有利。      
      台湾的秘密警察通常称作“特务机关”或“秘密治安情报机关”。诚如“治安情报机关”名称所表示，由于“治安机关”与“情报机关”混在一起而成为问题。此乃因为情报机关行使治安机关、而治安机关也行使情报机关的权限所致。逃亡至台湾当初的特务机关内部极为复杂，大概分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调查统计局”﹝略称军统﹞与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略称中统﹞的二大组织系统。“军统”与“中统”为了抢功、争风吃醋而经常反目，互相密告。同为“制造罪人”而激烈地明争暗斗。
      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国家安全会议”成立后，则设置其执行机关“国家安全局”，把警察及秘密治安情报机关予以重编，纳入其伞下。国家安全局的指挥命令下，有： ﹝1﹞行政机关内政部的警政署及出入国管理局、法务部调查局，﹝2﹞军事机关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国防部的总政治作战部及军事情报局、宪兵司令部，﹝3﹞国民党机关的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大陆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等。其中直接和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是：警政署、调查局、警备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社会工作委员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党与国家的密接关系，在台湾所谓“党国不分”的现象。      
      国家安全局，和过去日本统治时代的警察一样，被一般人所恐惧，谑称“连哭泣的小孩也会吓住”。总部设在台北市郊外的明山仰德大道一一○号，因而被称作“神秘的一一○号”。外人出入不用说，连媒体记者也除了由正门撮影以外不淮进入。历任的局长全是军人出身，而都是上将阶级，所以有“台湾的ＫＧＢ”也即“ＴＫＧＢ”的异名。为检查每一个国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安全程度”，制作并存有所谓“安全数据”。在军队里由政战官，公务员及公营事业的职员由隶属于调查局的“人二”单位，一般市民由警察与属于国民党社会工作会的各地“民众服务处”，海外则由大使馆或驻外代表办事处的“安全官”作成，由国家安全局集中管理“安全数据”。其彻底的程度，真可说是“天罗地网”，假借国家治安情报活动的名义，对海内外台湾人的政治活动或思想加以监视，任意逮捕批评国民党政权及国民党的人，常常未经公开审判即加以治罪。
      反抗与镇压
      “二.二八事件”以后，在台湾全境布下“天罗地网”加以监视与滥捕的国民党政权，对于改革要求、强权政治的批评或反体制运动，均以“私通中共”、“隐匿匪谍”、“阴谋颠覆政府”等罪名，予以无情的镇压。不但如此，为赶尽杀绝胆敢批评或反抗的异议分子，甚至经常捏造罪证。兹将主要的凡例以年代次序回顾如下：
      一九五三年五月的 “吴国桢逃亡美国”事件。吴国桢﹝外省人﹞深受美国信任。虽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因与蒋经国不睦，发觉有被暗杀的危险，于一九五三年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五月逃亡美国。逃亡后，对国民党政权的强权政治，尤其是蒋经国的特务统治，加以严厉批判。
      一九五五年八月的“孙立人事件”。孙立人﹝外省人﹞也是深受美国信赖的将军。战前在缅甸战线与日本军作战建立功勋。战后历任国民党军的编练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等职，但为蒋经国所妒忌。在总统府参军长任内，被部下的中共间谍案拖累而被解任，冤枉被软禁，直至三三年后的一九八八年软禁才解除。
      一九六○年九月的“雷震事件”。雷震﹝外省人﹞是国民党员，曾当过政府高级官员。因在他所主办的杂志『自由中国』严厉地批评国民党政权，并曾主张过“反攻大陆无望论”，当他为组织“中国民主党”结集台湾人有识人士及政治家奔走中，以庇护中共间谍罪嫌被判处十年徒刑。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苏东启事件”。苏东启是当时云林县县议会议员。因激烈批评国民党政权，被以策划台湾独立的首谋罪嫌与支持者二○○余名一起被捕。苏东启在黑牢里渡过一十五年岁月。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廖文毅台湾独立事件”。石锡勋、郭国基、杨金虎、李源栈等二百余名，以支持在东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大统领罪嫌而被捕。
      一九六四年九月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事件”。当时台湾大学教授彭明敏及其学生谢聪敏、魏廷朝三人，认为在国际社会里存在“一中一台”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准备为要求面对现实采取因应对策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在印刷传单后被秘密逮捕。彭明敏等的逮捕，在美籍学者朋友的搜索与追究后才为众所知，国民党至翌十月才公布逮捕的事实。三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因受国际压力，彭明敏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获得特赦，谢与魏二人刑期减半为四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一台一中”论是根据此宣言而来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林水泉事件”。林水泉是台北市议会议员，以反国民党政权言论激烈而出名。为促成台湾独立而组织“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与同志二百七十名一起被捕，经过长达二年的审判之后，判决有罪者一十五名中，林水泉、吕国民、颜尹谟三人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国是声明”。在美国总统尼克逊决定访问中国时，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发表“国是声明”，要求：﹝1﹞ 台湾的将来须由台湾住民自决，﹝2﹞ 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该教会后来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也发表“人权宣言”，向美国总统、有关各国以及全世界教会主张：“在中国想要并吞台湾此时，吾人根据信仰与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认为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住民决定”，并要求采取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必要的措施。该“国是声明”与“人权宣言”强烈地剌激国民党政权，成为后来基督教关系人士的镇压与逮捕的原因。
      一九七五年十月的“白雅灿事件”。白雅灿于一九七五年的立法委员递补选举时，为参选预备向蒋经国提出二十九条公开质问状，竟以叛乱罪被捕。未经公开审判被关进牢里，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一共坐了约十三年黑牢。又印刷质问状的厂商周彬文，则以“帮助叛徒”罪名被判五年徒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中坜事件”桃园县长选举时，国民党为使许信良落选企图作票，引起市民忿怒，发生放火攻击警察局的暴动。此时被动员前来镇压的军队，受到市民的指责“你们也是台湾人，怎可以打自己台湾人！”而退下。由此经验，以后镇压市民不再用军队，而以警察与宪兵对付。这是因为到了一九七○年代，台湾的军队里台湾青年占有九十％之故。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十二月十日的国际人权日记念集会，以未经许可为理由遭到警宪的取缔，引起冲突演变成流血事件。反国民党的领导者一齐被逮捕，以军事审判依判乱罪予以起诉。施明德判处无期徒刑，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则被判处十二年至十四年的有期徒刑。又于翌年四月，高俊明等基督教长老教会关系人士十名以“帮助犯人脱逃及隐匿”罪而被捕，但于一九八四年八月被假释出狱。
      一九八○年二月的“林义雄家族被杀害事件”。林义雄当时系台湾省议会议员，因高雄事件被逮捕留置中。于二月二十八日正午时分，林的母亲与双胞胎女儿三人在自己家中不知被谁惨杀而死。林义雄因是高雄事件的重要罪嫌，一直被警方监视的自宅里发生如此凶案，所以一般认为与特务机关有关连。      
      一九八一年七月的“陈文成博士杀害事件”。陈文成系美国卡内基.美伦大学的助教，在美国居留期间时常批评国民党政权。回国渡假中于七月二日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一直没有回家，翌日被发现陈尸在台湾大学校园内。遗体曾有数处遭拷刑的痕迹。此事件被视为对海外台湾人批评者的教训。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江南杀害事件”。江南﹝本名刘宜良、外省人﹞系美国籍的作家，以暴露国民党政权的内幕等，在美国非常活跃。因为他出版『蒋经国传』，由蒋经国的次男蒋孝武发出命令，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派遣台湾黑社会份子，在旧金山郊外的住宅加以杀害。国民党政权于美国的审判中，虽然否认与事件关连，却于一九九○年九月支付一百五十万美元赔偿金给江南遗孀，予以和解。此事件发生后，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七日，一般认为“亲台湾”的里根总统，介于“一九八六─八七年度外交事务授权法案”，向国民党政权施压力要求推行台湾民主化。这就成为后来台湾推行民主化的契机，在野民主进步党于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时能获容认，以及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严令与此不无关系。

台湾史11：经济奇迹

 
      币制与土地改革
      被称为“流亡政权”的国民党政权，要在台湾苟延残喘，唯有急速保持政治安定及重建经济一途。为此国民党政权除了建立一党独裁的强权政治体制外，一方面以经济的重建及复兴为最优先。此乃所谓“开发独裁”。而且不止于经济重建及复兴，直到今日完成了被称为“奇迹”的成长率，台湾的“开发独裁”甚至当作“台湾经验”﹝台湾模式﹞成为开发中国家的模范。      
      国民党政权接收当时的台湾，因行政长官公署人为的失政，加上受中国大陆国共内战的影响经济纷乱加深，不久危机性状况接踵而至。尤其通货膨胀的昂进凄厉，一九四五年至五○年约五年期间，物价竟上升达一万倍。市民生活极为穷乏，为应付加速的通货膨胀，于月初所订的月给金额，到了月底维持不到几分之一的价值，情况如此严重。时时刻刻昂进的通货膨胀使经济活动混乱，无情地压迫着市民的生活。除此之外，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官吏与军人、其一部分家属等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也移住台湾，一下子消费人口大大增加，愈使台湾经济陷入穷地。      
      为防止中国共产党份子潜入，而且抑制人口流入过剩，警备总司令部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开始封锁港口及河口，海岸线也置于管制下，除了获得许可来台者以外一律不淮入境。再于同年六月十五日，断绝中国与台湾的货币关系，进行把原来的四万旧台币兑换成一元新台币﹝NT$ 自此以后一律以新台币通用﹞的断然措施。此次粗卤不堪的币制改革，虽然强迫台湾人付出苛酷的代价，但从此遮断永无止境的中国通货膨胀影响，对台湾货币及经济的安定乃系必要的措施。及至翌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后，依据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台湾海峡中立化宣言”，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则完全分离开来。      
      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之前，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断然推行土地改革，也即“三七五减租”政策。这是由美援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协助，并聘请曾在日本参与土地改革实务的美国务院 Wolf Rezinski 为顾问，在其指导下所进行的。“三七五减租”把原来地主由佃农收取的约五○％农作物田租，降为三七.五％。国民党政权再于迁台后的一九五一年六月，为养成“自耕农”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公有地以及公营事业所有之土地放领给实际耕作的农民。此则所谓“公地放领”。放领土地给耕作农民的条件，有下列规定：﹝1﹞ 以土地每年收获物二.五倍的价格作为代偿，﹝2﹞十年分期付款，﹝3﹞每年偿还金额及地租之合计，以每年收获物价格的三七.五％以内为限。
      继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所谓“耕者有其田”，顾名思义是使耕作者持有其耕作的土地，也即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征收分配给佃农，在土地改革中是革命性的措施。其方法如下：﹝1﹞ 准许地主保留田三甲﹝一甲等于约九七○○平方公尺﹞及其它耕地六甲，﹝2﹞ 地主的保留地以外，全部由政府予以收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佃农，﹝3﹞ 从地主收买土地的价格，与“公地放领”相同，以全年收获物的二.五倍为准，﹝4﹞ 支付地主的土地款项，七成以食米等实物债券分摊十年付之三成以公营事业的股份付之， ﹝5﹞接受土地分配成为自耕农的农民，则以食米等实物十年分期付给政府。
      “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一连串土地改革，对国民党政权来说，即是“不要本钱”的改革。这些改革几乎未受地主反抗能够实现的原因，是“二.二八事件”以后，强权政治体制约略已成形，也即等于是“用枪弹把嘴巴封住”。而且，“公地放领”的土地、支付地主的公营事业的股份，也都是以“敌产”名义由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
      这种“不要本钱”的土地改革，对国民党政权的安定以及经济的重建成为极大的裨益。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说，有下列效果：﹝1﹞ 由于把多数台湾农民改变成为自耕农，换句话说，把佃农变成土地所有者，得以收揽人心；﹝2﹞ 将集中在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经济能力降低使反抗势力软弱无能；﹝3﹞ 从农民缴纳土地代金的食米，得以确保政府迁台时同行的官吏、军人及其家眷的主食等等。
      经济方面则可举例如下：﹝1﹞给地主的补偿，虽然以“四大公司”，也即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的四家公营公司的股票支付，但事前在帐簿上动过手脚，把公司的资金与股份徒增九倍，使地主手中所得的股票实质上价值减为九分之一，而各公司均保留三分之一股权，确保公司的经营权；﹝2﹞ 把地主从农业资本家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家，有助于促进工业化；﹝3﹞ 由于农民的购买力增加，致使消费经济活耀化。
      榨取农民
      国民党政权一方面以土地改革施恩给农民，另一方面也向农民榨取豪夺。刚接收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将过去的台湾总督府食粮局与食粮营团等合并成“台湾省粮食局”。为确保军队与官吏及其家眷的食粮，同时要把通货膨胀的损失转嫁给农民，自一九四六年第二期收成起，则规定以实物缴纳地租。此时，以稻米八.五公斤换算一元。又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起，开始由政府强制收购，但其价格只有市面价格的一半左右。
      一九四八年九月，引进化学肥料与米榖的交换制度。化学肥料在公营的台湾肥料公司独占生产与隶属行政院的中央信托局独家进口之下，迫使农民以一对一的比率，用食米交换化学肥料。农民因不相等价格所蒙受的损失，举例说对于一九五二年当时一公斤一.九元的食米，化学肥料只有○.九元，几近掠夺。后来其相差价格更加扩大，及至一九六○年，食米四.一元的相对化学肥料价格只有一.五元。
      台湾自荷兰统治时代则以砂糖输出知名。国民党政权领有台湾之后，将日本的制糖会社加以接收，改为公营的台湾糖业公司。而且透过台湾糖业，以“分糖制”榨取栽培糖蔗的农民。经营独占加工把糖蔗制成砂糖的台湾糖业公司，受取制品五成作为加 工费，此外还以糖蔗的采收费、运搬费、代垫费利息等名义再征收一成，实际到达蔗农手中的制品不过百分之四十。不但如此，台湾糖业还以制品统一管理与统一贩卖为理由，将百分之二十以低于国际价格的价格强制收买。因此剩下在蔗农手中能自由贩卖的砂糖只有百分之二十而已。这就是恶名昭彰的“分糖制”的实际情形。      
       像这样对农民的榨取豪夺，等于是把土地改革所给的利益再迫其倾吐出来。经过一九六○年代的高度成长，到台湾的工业化开始进展的一九七○年代初期，农村与都市经济的差距愈来愈大，由于农村过剩的劳动人口向都市流入，更使农业不景气加深。部份为了这样原因，于一九七三年以食米与化学肥料不等价交换的以货易货方式被废止，代之以实施食米最低保障收购价格制度。即使如此，农业萧条仍然不见好转，终于一九七八年，实施了食米改种杂粮及减反政策。
      一九七五年左右的台湾人口已经超过一千六百万人，人口增加中的食米改种杂粮奖励以及减反措施，要因在来自美国的大量小麦输入。美国自一九五一年起对台湾实行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其中包括提供美国剩余农产物的小麦。后来于一九六五年取消援助后，因为食米生产成本过高及需要削减因食米输出的黑字，台湾继续由美国进口小麦。此事给台湾的稻作农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改变台湾人的饮食习惯，转向嗜好面包或馒头等小麦食品。
      经济发展的要因
      国民党政权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后，到韩战爆发前约五年期间，台湾经济极其混乱。但是，以韩战为契机，由于“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断绝，使台湾从疲惫不堪的中国经济桎梏解放出来，国民党政权才能够专心于台湾经济重建与复兴。后来甚至完成被称为“奇迹”的经济成长，但这是有几点重要原因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肥沃的土地与勤勉的居民
      在农业为经济中心的时代里，台湾确如被传说“一年收成足可过活三年”那样，受惠于富饶的土地与自然环境。此外，居民绝对多数是中国移民的子孙，因为不能期待国家或政府的保护，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与才能以求生存的移民气质培养了勤勉节俭的精神。加上“二.二八事件”的虐杀及肃清，使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台湾人的志向离开政治而偏向经济。其结果，台湾经济今天由台湾人经营的中小企业支撑着。
      还有由日本继承的“遗产”
      台湾虽然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达五十年之久，但是却完成了“殖民地下的近代化”。藉一九三五年十月举办“台湾始政四○周年记念大博览会”的机会，来台湾视察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福建省与厦门市的官员，在其“台湾考察报告”中对台湾的状况赞不绝口。由日本帝国主义严厉批判者执笔的该报告书，可说是对台湾的“殖民地之下的近代化”最值得注意的证言了。日本放弃当时，台湾已经到达工业化社会的门口，于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受美军轰炸遭到若干破坏，但在五○年间所造就的基层建设、产业的振兴与教育的普及等等，是那些同样受过殖民地统治、后来独立的开发中国家不能相比的。
      美援与日本提供贷款也大有帮助
      美国自一九五一年起开始援助，每年提供相当于约一亿美元的援助。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持续十五年之久，总额约一十五亿美元。援助的内容，军事援助占一半以上，其余除了剩余农产品之外，填补赤字财政、投资工业设备、振兴农业等。时期不同或有若干差异，美援大约占台湾的国民生产总额﹝GNP﹞五至一○％ ，对战后的台湾经济有“输血”的效果。因为美援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停止，国民党政权于四月与日本政府签订相当于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日元贷款协议。内容是：由日本进出口银行以年利五.七％提供一亿美元贷款，偿还期间十五年，剩余的五千万美元以年利三.五％、偿还期间二十年，由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提供。这些日元贷款金额虽不能与美国的援助相比较，但除了弥补美援停止引起的短缺外，对台湾经济与日本经济有加紧密切关系的功用。
      国民党政权的危机意识也不能忽视
      逃亡台湾，立于“背水之阵”的国民党政权，一心一意为求生存而摸索途径。一度被美国政府遗弃，虽然因为韩战爆发再度获得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但并无保证无限期继续下去，为应付台湾海峡对岸中国的威胁，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乃是当务之急。这在维持“唯一的中国”、“中国的正统政府”的虚构上，也是必要的。这样的危机意识导致强权政治的弊害虽不容否认，但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也是事实。危机意识所产生的最成功的凡例，便是于一九六五年创设的保税加工区，也即“加工出口区”。在加工出口区里，采取关税优待、行政手续简化、汇兑管理宽缓及国外汇款的保证等各种优待措施，专门生产输出制品。因而对赚取外汇、增加国民就业机会、引进外资及技术转移、培养国内产业等等贡献很大。台湾的加工出口区， 后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开发中国家的样本。
      文化大革命也带来不少影响
      虎视眈眈、不断寻觅“解放台湾”机会的中国政府、中共政权，自一九六六年以来被所谓“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大风暴弄得天翻地覆，致使没有回顾台湾的空余时间。文化大革命对台湾人不用说，就连外省人也对中共政权有了新认识。影响所及，不但在此期间使台湾经济达成显著成长，一九七三年起也能开始着手基层建设以及重工业化的“十大建设”。在交通、运输方面，有新台北国际机场、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与双线化、台中及苏澳港湾扩充。动力方面，有原子能发电厂的建设，重工业以一贯制钢、石油化学与造船为主而推进，其总投资金额达到五八亿美元。该“十大建设”的进行，被称为是国民党政权下决心要在台湾扎根，认真地从事于“建设台湾”的表现。无论如何，“十大建设”对后来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
      外国资本的引进也是要因之一
      外国人以及华侨﹝海外的中国人﹞的投资，对战后的台湾经济发展也有贡献。国民党政权于一九五四年颁布“外国人投资条例”、翌年又颁布“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再于一九六○年实施“投资奖励条例”以奖励引进外国资本。这些条例对外国人与华侨的投资，在税法上以及工业用地的需求上提供优待保证。因此自一九六○年起，外国资本的投入急速增加。
      自一九五二年至九○年止，外国人的投资共三五八六件，计一一亿二九七八万美元，华侨投资共二一八七件，计一亿九五三八万美元，合计五七七三件，总金额一三亿二五一六万美元。外国人的投资中以日本三二.六％占第一位，继为美国二一.九％，欧洲各国一三％，香港七.三％为次。一般来说，日本的投资与台湾企业合作者为多，制品除输出外也在台湾销售。美资几乎不采取合作形态，而制品则全部输出或运向美国。华侨的投资规模较小，以服务业为中心，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几乎没有。日本及欧美的投资给台湾产业带来技术转移的效果，华侨资本则强化台湾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同为台湾制品开拓海外市场担当引导的任务。
      经济发展的轨迹
      由于断然采取新币制改革，切断了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恶性通货膨胀总算镇静下来。在美国援助下自一九五二年起，进行了第一次“四年经济计划”。其结果，一九五○年代的农业生产恢复到日本统治下的最高水平。至于工业，则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替代输入工业逐渐上轨道，开始发展下去。      
      观察一九五○年代的经济状况，每年平均成长率为GNP八.三％、农业六.四％、工业一一.五％。以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成长率则达到二○％，农业成为工业化的“产婆”达到催生效果。国际贸易收支虽然继续入超，但以美国援助填补。物价上涨率为八.六％，但与过去那种急腾的物价上涨相比，即缓和许多。概言之，一九五○年代可以说是一九六○年代高度经济成长的准备期。
      到了一九六○年代，每年的农业生产成长率停留在四.六％，工业生产却以一五.九％、出口以二二.九％达到高成长率。GNP持续地以九二％的高度成长相见，物价上涨率降为四.九％的低水平，达到所谓的“无通货膨胀的高度成长”。以此好景气为背景，于一九六八年，有一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加工出口区等工业生产事业，呈现全民就业的状况。这些低工资的优秀劳动力，有助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工业制品的输出产业于是迅速得以成长。此时，外国资本主导的电气器具与电子制品、以及纺织衣料成为二大输出制品占据王牌的地位。总之，一九六○年代的台湾经济在外国资本、廉价劳工、输出志向之下促进工业化与出口，由替代输入工业转换为加工出工业，达成高度的经济成长。
      一九七○年代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一九六○年代的延长。“十大建设”于一九七三年开始动工，进行基层建设扩充及重工业的基础产业建设。受一九七三年与七九年两次的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成长率虽然出现很大振幅，但是以输入的石油加工制成化学纤维及塑料制品再出口，对于“加工贸易国”台湾的经济成长来说，石油危机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这在背后里有其原因，譬如与产油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日圆升值的有利条件、自一九六○年代后半以来持续的越战“特需”等等，受惠不浅。为此，一九七○年代的每年平均农业生产维持四.六％、工业生产五.二％的成长率，输出成长率达到二八.三％。但是每年平均 GNP 成长率虽为一○.三％，物价的上涨率竟达九.五％。概而言之，一九七○年代可以说是以一九六○年代高度成长的成果为基盘，由输出志向工业转移到重工业化，已准备就绪。一九八○年代的经济成长率， 虽然有些不安定，但总算在成长基调里。一九七九年的成长率虽然维持八.五％，但于八○年﹝七.一％﹞、八一年﹝五.八％﹞、八二年﹝四.一％﹞连续下降，八三年因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原油价格及美国市场景气恢复，所以成长率回升至八.七％，八四年则达到二位数的一一.六％。八五年因美国经济景气后退而急落至五.六％。似此台湾经济与美国经济俱有连带关系，换言之，对美国的市场依赖性很大。八六年及八七年受疲弱美元及强劲日圆的影响，成长率各为一二.六％与一一.九％。但是，对美国的贸易出超却形成压力，台币遂大幅升值，而且引起工资上涨、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八八年﹝七.八％﹞、八九年﹝七.三％﹞、九○年﹝五％﹞ 的成长率沿着斜线下降。一九八○年代的每年平均成长率虽然维持八.三％，一九八八年后成长率的低落倾向，成为其后台湾经济低迷的预兆。
      一九八○年代的经济特征，是把重点放在高科技产业的培养。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为长期培养高科技产业而设的工业区，“新竹科学工业区”开始作业。虽然长久以来推进以加工出口为主的经济暨产业政策，但因考虑维持过去经济成长率、工资上涨及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劳动力不足、环境污染等等，在“生产效果大、潜在市场大、技术密集、付加价值高、用能省、污染少”的原则下，选定计算机、电子零件、计算机软体等信息处理产业，精密机械、农业机械、汽车零件、电气器具等机械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加以政策性的奖励。
      回顾台湾经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经过一九五○年代的替代输入工业化、六○年代的输出志向工业化、七○年代的重工业化、八○年代的高科技产业培养，九○年代则进入高科技产业轨道，目标为要确保能与科技先进国家为伍的竞争力。自一九九一年七月起，开始实施总金额三○○○亿美元规模的“六年国家建设计划”，目的在于：﹝1﹞提升国民所得，﹝2﹞ 强化产业基础，﹝3﹞各区域均衡发展，﹝4﹞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台湾已经在一九七○年代后半，成为“亚洲 NIES ﹝新兴工业经济区域﹞ 的旗手”领导韩国、香港、新加坡，高科技产业化与国家建设六年计划一旦实现，期待能加入经济先进国的行列。      
      台湾经济的问题所在
      一九五二年以后的台湾经济，“奇迹”般继续顺利地成长。国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GNP﹞也比例地一路伸长，由一九五○年当时的五○美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的六三三三美元，进入世界银行所订定的“高所得﹝六千美元以上﹞国家”行列。后来，每人平均所得于一九九二年竟达一万美元之高。跟着经济成长，且因台币对美元的升值，外币的储存额自一九八○年代后半起急增，八六年计四六三亿一○○○万美元，八七年达到七六七亿四八○○万美元，直追日本与德国，成为备受注目的“黄金国”。后来又不断增加，一九九二年七月以后则以八五○亿美元的水平，保持“世界一的外汇持有国”宝座。
      虽然如此，看来顺利的台湾经济并非没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过度依赖出口，特别是依赖美国市场。      
      台湾自一九八○年代以后，为了工资上涨及国际贸易的停滞，以及开发中国家的急起直追等原因，出口呈显低迷状态。尤其一九八八年以后更为显著。而且由于台美间贸易的不均衡，美方追求改善的压力增强，台湾面对进口自由化、降低关税、开放服务业、保护智惠财产权等要求，被迫使台币升值。再于一九八九年，因被取消一般特惠关税﹝GSP﹞ 的适用资格，台湾对美输出竞争力大大地降低。这与一九八九年以后台湾经济成长率的急速下降有直接关系。为了尽量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台湾致力于分散产品出口目的地，东西对立的冷战架构崩溃后，正式向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但是到底不可能代替过去的美国市场规模。
      中小企业担负经济主力也是一个问题
      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一九八八年底的中小企业数目为七七万三五一一家，占企业总数的九七.七二％。同年底的台湾人口为约二○○○万人，以简单计算便知，每二六人就有一位董事长。中小企业又是出口的主角，一九八八年出口总额为六○五亿八五○○万美元，其中由中小企业的输出占约六○％，达到三六三亿五三○○万美元。但是大致说来，中小企业却有下列弱点：﹝1﹞生产力低，﹝2﹞ 规模小、资金薄弱，﹝3﹞ 无力增加设备投资或技术革新，﹝4﹞多为家族经营，很难确保优秀人材，﹝5﹞甚少在股市筹资，﹝6﹞ 缺乏市场调查能力，贩卖力弱等。而且这些弱点，也可以说就是台湾经济的弱点。
      日本的“下游产业架构”也是深刻的问题
      台湾的进口，长久以来由日本继续占第一位，对外贸易的负数日本也是第一位。以一九八九年为例，由日本的进口以机械设备五三％、工业用原料三四％、合计约占九○％，两者都是对台湾输出制品的加工不可欠的东西。大约台湾输出制品的零件及原料高达八○％系由日本进口，台湾的出口愈增加，对日贸易负差也愈大，所以依靠出口的台湾经济，就成为日本的“下游产业架构”。而且，台湾由出口所得的贸易嬴余大半用来填补对日贸易的负差。      
      日贸易负差与台湾贸易嬴余具有连动的关系年年增大，由一九九○年的七六亿六○七一万美元、九一年的九六亿六九四○万美元，而达到九二年的一二九亿美元。与此比较，九二年的对美贸易顺差为七八亿美元。日本通产省为着要缩小对台湾的贸易顺差，进行向台湾转移高科技产业，以期产生制品回流日本的“曲飞棍效果”。然而，几已固定化的“下游产业架构”没有那么容易改变过来。
      外交孤立的影响也是一个大问题
      国民党政权坚持“中华民国﹝台湾﹞是唯一的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正统政府”的虚构。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进入联合国为契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一面倒地开始与中国建交，同时与中华民国﹝台湾﹞断绝关系。就连最受倚靠的美国，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与台湾断交。多数国家虽与台湾断交，却与台湾维持非政府间的关系，例如日本的情形，在台湾设置“交流协会”办事处，台湾也在日本设有“亚东关系协会”代表办事处，进行实质交流。但是，对经济活动大部份依靠国际贸易的台湾来说，除了日本及美国以外，与其它无邦交国家间的经济交流，则产生诸多不便。为了前往输出目的地想取得入国签证，要遭到多少艰难可想而知。一九七一年以来这二十多年里，台湾在如此恶劣条件之下，努力推展国际贸易，成长到世界第十三位的贸易国家，是得加以称赞的。然而，如果外交上的孤立继续下去，台湾经济则无法摆脱其影响。
      对中国贸易的增大倾向，将来也会有问题
      及至一九八○年代，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开始有了改善，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台湾居民到中国旅行终于成为可能。随之，到中国的投资也开始活跃，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也一年一年扩大起来。一九八七年到九○年的四年期间，台湾与中国的贸易有急增的倾向，台湾对中国输出的每年平均增加率为四四.一%，中国对台湾输出则达五四.八％。一九九○年的双边贸易金额竟突破四○亿美元。九一年达到五七亿九○○○万美元，其中台湾对中国输出为四六亿六○○○万美元，由中国的输入为一一亿三○○○万美元。对中国的贸易，台湾是压倒性的出超。于一九九年经由香港的对中贸易顺差，激增至一三六亿四○○○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个顺差数字的话，则同一年的台湾的贸易收支便成为负差。
      眼见如此状况，台湾对中国所谓“不交涉、不妥协、不接触”的“三不政策”如今已完全失去意义。对失去美国市场的台湾制品来说，代之以不需要严格条件的中国市场，虽然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却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迟早要“统一”。过度依赖这样的中国市场，则可能将来台湾经济会被中国控制，孕育着被中国吞没的危险性。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设法使台湾经济依赖中国的意图，目前先谋取经济上紧密的关系，将来的目标则是政治的“统一”。所以不能因为扩大中国市场，而沾沾自喜。